中国主要城市工业企业搬离城区不完全统计图 依他国的法，修复中国的地 目前，我国尚未发现棕色地块直接危害地上居民的具体案例。 高胜达分析，中国房地产2002年以后才火爆起来，大量入住是在2005年之后。而危害需经连续多年的影响才会显现，还需检测和排查，才能确定原因。 我国对棕色地块的重视，最早竟起步于三名工人中毒事件。 2004年4月28日，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的建筑工地，三名工人因开挖深层土壤而中毒。出事地点原是农药厂，后被一家涂料厂合并。“当时还没有土壤修复的概念，受污染的土壤被挖走了事。但这一事件让大家认识到工业用地存在潜在风险。”高胜达说。 欧美国家普遍于1980年代就开展土壤修复工作，但我国只是最近5年于极少数城市有所开展，如北京、上海、重庆等，也只有这些城市颁布了地方性文件，且有相当的局限性，比如很多城市都将修复工程交给本地的企业。 而包括武汉在内的更多城市至今未建立相应的机制，就像“长江明珠”一样，一些棕地只有在媒体曝光，或者引发了中毒事件后，才被重视。 2007年，南京乐居雅小区一开盘即被消费者抵制，因其建在未经修复的原南京化纤厂原址上；2008年，原广州氮肥厂部分地块被规划为经济适用房用地。被媒体曝光后，广州市政府只好花费600万元进行修复。这被称为广州市土壤修复第一案。 这些都是零星的个案。至于全国土壤修复的总体数据，记者采访多个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均无法得知。“一些场地即使做了修复，开发商也会出于销售方面的顾虑，不愿进行宣传”，但他们均表示，土壤修复“非常有限”。 中国尚未制定土地污染防治法对此进行强制性要求，甚至中国至今还没有污染场地的调查、风险评估、修复、验收等各方面的标准。 毒地无法有效过滤 尽管我国早在2003年就施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法，但也不能有效过滤毒地。因该法所称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并不包含用地的历史情况调查。 至今，国家层面仅有两个关于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的文件，都只有原则性规定，无实施细则和惩处规定等，故无实际强制性。 这造成一个荒诞的现实：依他国的法，修复中国的地。自2007年我国土壤修复进入商业运作模式以来的5年里，土壤修复所参照的标准要么是别国的，要么是环保部制定的《污染场地风险评估导则》等4个修订意见。这些修订意见大约都是在2009年制定，但一直未正式颁布。 业内寄予厚望的《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再开发利用环境场地管理通知》至今也未发布。该通知于2011年9月由国务院同时发给环保部等部委、各省征求意见。通知要求工业企业搬迁场地再开发前，必须开展调查和风险评估。 “中国土壤修复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之前对污染场地研究严重不足。”高胜达说，“所以即使立法，也不会一步到位。” 美国的经验常是中国学界研究的对象。 早在1980年，美国就创立“超级基金法”，向石油、化工等巨头征收化工税，用于清理泄漏的化学物质和有毒垃圾场。2002年，美国又颁布了《棕色地块法》，将污染责任和现在的开发商分开，再通过折价，让开发商有获利的空间，从而促使社会资本介入棕色地块的修复。 棕色地块打包机制 在中国，只有重庆市正在酝酿吸引社会资本的机制，它计划将所有棕色地块打包，交给一家公司上市。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博士阳平坚认为，美国对于中国的最大的启示是法律先行，且严格执法。“法律出台后，资金要落实。美国甚至会把资金的来源和额度写在法律条款中，使得执法过程有财力和物力作为支撑。” 2010年10月，长江明珠小区交楼，大多数人都在等待着土地证和房产证的发放，一部分人将会卖房，另一部分人将集资委托相关机构对小区环境进行检测，如发现问题，将起诉武汉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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