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广州市即将开展全市垃圾分类行动。广州市城管委有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倾向于学习“台北模式”。究竟台北模式有何可借鉴之处?昨日下午,在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主办的广州环保公众论坛上,台湾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理事赖伟杰与广州街坊畅谈“垃圾分类”的前世今生。 “台北模式”本土化 据了解,目前台北的垃圾分类模式采取“垃圾不落地”和“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据统计数据显示,台北市2000年开始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后,全市垃圾排放量从每日3000吨锐减,2009年,全市垃圾排放总量为每日1000吨左右。 回顾台湾做垃圾分类的十年,赖伟杰说,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起初遭到过反对,也经历过市民不理解,甚至试点失败过,但现在台北市民已经渐渐认识到将垃圾丢在一起有罪恶感”。台北市在试点地区实行新垃圾收费制度前,分为宣导期、劝导期和执行期,循序渐进地让市民熟悉新制度。 讨论会上,赖伟杰多次强调,“台湾模式”不见得最好,也不一定完全适合广州,广州应当找到属于自己的“广州模式”。 既有监督又有鼓励 在台北,“垃圾不落地”的实施让扔垃圾变成公共行为,“众目睽睽下,大家都能通过透明的垃圾袋看到对方是否有进行垃圾分类,这就是潜在的压力”。 如果有人不用垃圾袋,偷偷将垃圾一股脑全扔去别的区怎么办?一方面,台北市减少公共场所的垃圾桶数量,且把投放口变小,无法放下大袋垃圾;另一方面,也加强市容美化,减少“破窗效应”,让市民不好意思随便乱扔。如果市民随手拍到有人随便扔垃圾,可以检举揭发,检举成功能获得相应奖金作为奖励。“因此现在甚至出现了被称为‘垃圾狗仔队’的职业检举人”,赖伟杰说。 市民如果发现假冒伪造垃圾袋,一旦检举揭发成功,也可获得实收罚款额的20%的奖金。 不过,除了反面监督,台北市政府也实施很多正面鼓励,邀请各方参与举办垃圾分类有奖竞赛,“这类竞赛非常多,以至于很多家庭如果垃圾分类做得好,拿到奖金后物业费可以降得非常低,这种奖励措施让民众的积极性非常高”,赖伟杰说。 一线环卫工作用大 台北的一线环卫工人在垃圾分类中的作用不可小觑。虽然在实行垃圾不落地的初期,环卫工人的工作量会增多,但一旦分类做好后,工作反而会减量。 台北的环卫工人既是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宣传公关,因此,事前会让环卫工人具备政策成败的责任感与荣誉感。虽然环卫工人没有处罚权,不开罚单,但有权拒绝回收没有做好垃圾分类的垃圾。在回收过程中,环卫工人不仅是清洁员,还是宣导员,“以邻居聊天的方式告诉居民怎么做,比政府宣传更亲和也更有效”。 回收垃圾有利可图 早在1997年,台北市推动垃圾“四合一”制度计划:一鼓励社区组织推动回收,由住户进行垃圾分类;二鼓励民间企业向民众回收资源再生产;三由地方政府推动将资源垃圾与一般垃圾分开收集清运;最后则由责任企业缴费,以补贴回收处理系统开支。 赖伟杰说,在垃圾分类过程中,应当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由制造、输入或贩卖可回收物品及容器的企业缴纳回收基金,让资源回收变得有利可图,这样既能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调动了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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