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非常之举 建不世之业

         近年来，在重大环境政策出台和环境事件发生时，总会出现环保民间组织的身影。他们用自己方式介入，并参与其中，影响了事态的发展。通过积极参与，环保民间组织也不断完善了自我，精确了自己的定位。

　　通过事件回放，我们了解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建设中、汶川大地震的灾后救援中、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国家开展节能减排建设"两型"社会中，在环境信息公开领域，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取得的进步、存在的不足。

　　本期我们将透过几位当事人的视角，分析近年来在重大环境问题和事件中环保民间组织的角色定位。

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守望雪域高原的生命奇迹

    绿色江河在可可西里建起了一处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成了青藏高原上的绿色播种机。

    遥远的可可西里荒原，天路般的青藏铁路、青藏公路畔，有一座美丽的房子，这就是中国民间环保人心中永恒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青海省玉树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在一次与猎杀藏羚羊的罪恶分子枪战时壮烈牺牲，在摄氏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中，他跪立射击的身姿被冻成冰雕。

    这一雄姿，永远屹立在后来者心中，也永远屹立在杨欣的记忆里。杨欣后来告诉记者，正是索南达杰的牺牲，唤起他保护藏羚羊、保护长江源的信念。身在四川省成都市的杨欣，创办了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从此走向可可西里，走向长江源区。

    1997年，杨欣决心以索南达杰来命名在可可西里筹建一处自然保护站，让来这里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志愿者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建站要筹款，杨欣两手空空。一位朋友劝他，把自己踏遍长江源探险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卖书筹款建站。当时主管自然保护的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玉庆一拍板，就在原国家环保局办公大楼会议室办售书会。

    卖书的规格真高！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玉庆亲自到场，一众官员到场，一群记者也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等人都早早来到会场。

    售书开始时，王玉庆站起来说，杨欣送我一本《长江魂》，这本书我不能笑纳。这是义卖，我得花钱买。说罢，他掏出100元放到捐款箱里。

    梁从诫走上前，掏出100元，"啪"的一声拍到桌上，"这本书，就这价！"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来宾纷纷解囊，不少人买了好多本。买到书的人笑着说，"今天王副局长和梁先生可是'哄抬物价'啊"。

    此后不久，一座红白相间的轻钢结构活动房出现在楚玛尔河畔的荒原上。

    上世纪末，几乎和青藏公路并行的青藏铁路正在修建中，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剧增，大批迁徙中的藏羚羊群被冲散或吓得不敢过公路铁路线，只得就地产羔。

    在各位志愿者调查的基础上，2004年3月，绿色江河正式向原国家环保总局递交了《关于藏羚羊迁徙期间在青藏公路上进行临时性通道实验的报告》。

    在原国家环保总局及铁路、公路部门的支持下，中国第一次为野生动物迁徙而设立"红绿灯"的实验开始了。

    杨欣带着精心挑选的20多名志愿者在2004年藏羚羊迁徙期间，开始在青藏公路2998千米处架设了临时"红绿灯"。在志愿者和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当年共护送了2000多只藏羚羊顺利通过青藏公路、青藏铁路。

    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成了一台青藏高原上的绿色播种机，在这里做项目的志愿者回去后都在当地做了大量宣传，让全国各地的人们更多地了解长江源、可可西里、藏羚羊，了解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青藏高原上冰川在退缩、荒漠化日益严重的严酷现实，号召更多的人们投身环境保护。

关注知名IT品牌供应链
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推动者

    2011年2月23日，在沉默数月之后，苹果公司终于通过公布《2010年供应商责任报告》，首度承认供应商胜华科技苏州工厂(即联建科技)137名工人"因暴露于正己烷环境，健康遭受不利影响"。

    正己烷的特点是容易挥发，能很快去除污渍且成本较低，故有供货商让员工用它替代酒精等清洗剂，去擦拭苹果的产品。由于正己烷中毒会导致四肢麻木，严重时会令四肢运动神经受损、肌肉萎缩等情况，国家明确将其列入限制使用的化学品序列。

    "苹果骄人的销售业绩背后，是沿着其供应链上蔓延的污染和毒害，这是我们为什么盯住苹果的重要原因。"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说，他们利用IPE污染公益数据库，检索到多家在中国制造污染的跨国企业，于是联合34家环保民间组织陆续推出4期《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屡次揭露苹果公司供应商员工因生产苹果产品部件中毒事件。其中最后一期报告辟出特刊《苹果的另一面》，历数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在劳工保护和环境污染方面的劣迹，引起国内媒体广泛报道。

    在一沓厚厚的单子上，马军列出了29家企业生产的IT品牌产品。他说，这是2010年第一批绿色消费警示名单，这些产品都存在各种违规记录。在发给企业的公开信中，他呼吁消费者"留意这些品牌，在生产企业公开证明已经改正之前，谨慎选择其产品"。

    和很多IT品牌企业一样，苹果公司自己并不生产产品，而是完全交由供应商外包生产。一旦外包生产过程出现问题，苹果公司可以把责任全部推给供应商。

    34多家环保民间组织选择跟29个大型IT品牌进行直接交流的目的，也是希望推动这些IT品牌企业改变它们的采购规则，把环境和社会责任的标准纳入采购标准，以便为供应商的转变提供必要的基础。

    这已不是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第一次监督跨国公司以及中国国内公司的产品供应链。3年前，中国21家环保组织发出了绿色选择倡议。他们试图从环境违规工厂上溯至其采购品牌，列出名单提醒消费者:这些品牌的供应链中存在着环境违规问题，倡议人们用脚投票，行使购买选择的权利。

    绿色供应链要求把环境保护意识、"无废无污"、"无任何不良成分"及"无任何副作用"贯穿于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整个产品链条中。

    自2008年8月起，一批在中国大量采购的跨国公司，先后开始定期将其供应商名单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收集的企业超标违规记录进行对比，要求问题供应商做出说明，进行整改。为了消除自己在"中国水污染地图"上的不良记录，生产企业必须请第三方机构对其污染治理情况进行审核。

    "近几年，公众参与形势发生了变化，环保民间组织开始成为企业行为的监督者，环保NGO和企业形成了博弈与良性的互动。到了逐渐被证明会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时候，更多的环保NGO将逐渐向这个方向发展。"马军说。

    事实上，马军用绿色选择推动企业关注环境责任的做法已经影响了国内众多环保民间组织，绿色流域于晓刚正在从事绿色信贷的信息披露，推动银行重视贷款企业的环境表现；以自然之友为首的一批环保民间组织力推绿色证券，改变以往环境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让证券市场能够重视企业的环境表现。

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默默做事
第一时间冲在抗震救灾第一线

    环保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到四川汶川地震的抗震救援和灾后重建中去。

    2008年四川汶川"5·12"大地震后，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第一时间带领志愿者冲到第一线。

    记者后来查找各种媒体资料，发现几乎所有的聚光灯都照在那些抢险救人英雄们的身上，没有多少环保人的消息。而这时，一批民间环保人正默默为灾区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

    民间环保人关注着灾区水库大坝的安全、震毁企业对水生态环境的污染、当地饮用水状况、灾民安置点医疗和生活垃圾的处置、修建适用的"旱式厕所"。在恢复重建时，他们设计并建设绿色学校、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社区等。

    大地震当夜，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杨勇汇总了自己20多年来在大西南、尤其是在此次地震发生的龙门山地震带考察探险的资料，起草了一份给国务院和有关政府部门的建议。他是第一个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密切关注"堰塞湖危险"的人。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里，杨勇带着几位志愿者跑遍宝兴河、杂古脑河以及岷江河谷的所有水电站、大坝、水库，检查水库、大坝受损隐情以及灾区大小磷矿厂破坏状况。

    大地震后，有的磷矿厂管道破裂，黄磷泄漏，直接威胁附近饮用水水源地的安全。几次进灾区，杨勇摸清了当地几百座磷矿厂的情况，把它们写进给中央的报告。

    大地震后的第二天，四川环保民间组织联合抗震办公室在成都成立，绿色江河、攀枝花社区环境志愿者协会、国际小母牛、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成都河流研究会、根与芽成都办公室、云南发展培训学院等数十家在川或不在川的环保民间组织行动起来，并迅速集合了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环保志愿者300多人。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办公室把来自全国各地上百家环保民间组织募捐的大约几百万元救灾物资发往灾区。这是中国环保民间组织首次救援的快速联合行动。

    在后方的各地民间环保组织紧锣密鼓筹款募捐。当灾区部分县(市)环境监测站遭受破坏时，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环境保护部有关部门的指导协调下，把法国威力雅环境集团捐助的400万人民币用于为灾区15个县(市)环境监测站建立板房实验室。

    许多环保民间组织还纷纷走上灾区恢复重建第一线。

    抗震救灾进入第二阶段，2008年5月下旬的时候，自然之友总干事梁晓燕带着志愿者开着环境宣传"羚羊车"进入灾区，与孩子们一起过了灾后第一个"六一"节。自然之友还募集资金，在四川省茂县黑虎乡大山里羌族居住地为当地孩子们建了一所绿色希望小学；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在廖晓义的带领下，在成都彭州大坪村灾后重建中开展绿色社区"乐和家园"的建设。

26度空调节能行动
从口口相传到政府决策

    在环保民间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要求所有公共建筑夏季室内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6度。各地纷纷开展了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检查。

    夏季将空调调至26度以上，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节能建议，但在2004年，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等6家环保民间组织联合在北京共同发起“26度空调节能行动”时，并没有多少人能完全接受这一环保理念。

    2004年前后，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时期，需要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于是，国内有一种声音认为，节能不会让老百姓省出多少钱，反而是与政府唱反调。

    这种不理解让行动变得难以推广。2005年，本报记者参加在北京某知名家居商场开展的宣传活动中看到，环保民间组织使用已经协商好的场地，却受到一位不知情的当班经理的阻挠，任凭“26度空调节能行动”关键协调人、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费劲口舌地解释，这位经理也不为所动。而上海有些酒店尝试推行空调26度活动，却遭到了消费者投诉。

    于是，廖晓义利用自己的社会知名度，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开展这一行动的宗旨。“倡导26度节能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电力短缺的问题，能源过度消耗带来的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还有环境保护、气候变暖等各种问题，我们是要把适度消费、可持续消费作为我们不变的目标。”廖晓义说。

    行动开始的3个月时间里，只有10家企业和两家使馆加入承诺。环保民间组织并没有气馁，而是在行动过程中，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合作，从独自行动走向了联合行动，从个别地区行动扩大为多城市联动。

    2005年，“26度空调节能行动”得到了全国51家环保民间组织的响应和支持，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公众的积极响应，全社会由此掀起了一股空调节能热潮。

    2006年，全国各级政府部门也开始加入进来。2007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要求所有公共建筑夏季室内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6度。以“将空调调高1度”为标志的一系列节能倡议从中央到地方迅速铺开，26度几乎成为人们对空调控温的一致标准了。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环保民间组织还充分发挥监督职责，多年一直坚持对公共建筑温度进行测量，并通过媒体对温度不符合标准的建筑予以曝光。

    “‘26度空调节能行动’由民间行为上升为国家规定，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环保民间组织功不可没。”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原秘书长杨鹏看来，这也是环保民间组织一条非常健康的发展道路。

    受此激励，环保民间组织不断扩展节能减排的内容和公众参与的形式。2007年7月28日，由北京地球村、中华环保联合会等50家环保民间组织发起了以倡导低能耗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为核心的“节能20％公民行动”。

    同样，由环保民间组织发起得到政府积极响应的还有“无车日”行动。

    现在，廖晓义已把节能减排的目光从城市转到农村，积极推广乐活乡村的建设。在她看来，“26度空调节能行动”的成功已经为环保民间组织走出一条发展之路，“好多别的组织可以做而且也在做了”，现在关键是要探索出新的环保民间组织发展之路。

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
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如何发出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的声音？如何告诉世界中国普通人对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性生态危机的忧虑？这些思考在2010年10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天津会议上得到集中爆发和展示。

    中国60多家NGO联手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成为有史以来中国环保民间组织规模最大、最多样化、合作紧密、活动最密集的集体亮相。活动总协调人卢思骋认为，这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由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天津会议是一个临时决定召开的会议，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在2010年8月初才知道会议将在中国举办。在不到8周里，中国NGO准备了20多场活动，公开了《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

    在天津会议上，环保民间组织行动提高了本土环保NGO参与国际谈判的能力，发展并鼓励青年人致力于从事NGO工作的信心以及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行动，促进NGO行业内组织与组织间协同合力、互补共进。

    中国环保民间活动不仅赢得了一些国际同行的肯定，还得到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的公开肯定。

    其实，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历史并不长。

    2007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厘岛会议上，中国青年组成一个代表团以NGO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气候变化谈判。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时任某国际环保组织中国项目总监的卢思骋受联合国秘书长之邀，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高峰会议上代表全球NGO发言。

    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20多家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获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认可的“观察员”身份，参与了气候谈判的进程。

    自此之后，在每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都会出现了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的身影。在2010年12月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坎昆会议上，气候组织联合万科公益基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了“中国日”活动。

    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问题，还是近几年的事情，而卢思骋则是久经沙场。在他看来，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对气候变化存在着认识不够深入、参与气候谈判经验少的问题，这与很多基层环保民间组织未认识到本地问题和国家政策、国际谈判之间的联系有关。

    面对有些批评认为中国民间组织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走过场，没有什么实质参与。卢思骋也承认，这确实是一部分事实，但不迈出这样的第一步，就不会走出第二步，这就像滚雪球一样。他对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正是环保民间组织的参与让公众对气候变化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