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的新希望

　　“三江源”的生态是其经济发展的基础，其核心是解决以牧业为主的老百姓生计。“三江源”发展的可持续，取决于其经济方式能够对生态环境不造成破坏并能够反哺。玉树地震后，公众对于“三江源”地区有了更多的关注，但是在公众的眼中，“三江源”依然遥远神秘。

　　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是中国和亚洲最重要的水源地、产水区和生态屏障。

　　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这一地区，“三江源”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华水塔”。藏野驴、野牦牛、藏羚羊、白唇鹿等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冬虫夏草、藏雪莲、川贝母等珍贵药材出自这里。

三江源地区冰川消融现象严重。

　　但这里也是近年来生态环境变化最为剧烈的地区。冰川退缩、湖泊骤减，许多地方甚至已经断水，这里逐渐成为中国西部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玉树“4·14”地震后，随着重建步伐的加快，“三江源”地区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更加凸显。

震后玉树结古镇景象。

玉树结古镇一位灾民在清理废墟。

　　“‘三江源’地区整体的生态状况不容乐观，生态保护和建设工作也暴露出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生态移民、灾后重建和生态恢复任务还很艰巨，亟待加大对其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力度。”4月24日，在“三江源的新希望：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平衡发展暨玉树灾后重建实践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说。

生态恶化形势严峻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地域广阔，面积达36.29万平方公里，约占青海省总面积的43%，包括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境以及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为加大保护力度，青海省政府于2001年9月批准成立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2003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15.23万平方公里，占三江源区面积的42%。

　　2005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总投资75.07亿元，计划在6年内实施通过还草还林、水土保持、人工增雨、生态移民等措施，对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

　　但事实上，由于受气候变化、经济开发等因素的影响，“三江源”土地荒漠化趋势明显，保护区“黑土滩”和沙漠化每年以5.2万公顷的速度在扩大。同时，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达2100公顷，黄河、长江在青海境内每年平均输沙量高达8814万吨和1232万吨。

中共青海省玉树州委常务副书记文国栋

　　“在玉树地区，退化的草场面积已经达到54%。”中共青海省玉树州委常务副书记文国栋告诉记者，这种退化的势头很严重，整个草场水土流失面积达到46%，鼠害的面积接近玉树草场总面积的20%。

　　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告诉记者她亲眼观察到的情况，“去年11月份我在玉树，以往每年9月份是杀牛羊的季节，杀完之后就可以冻住了，冻起来的牛羊肉可以吃大半年。但是去年到11月份人们才开始宰杀，但那个时候也没有完全冻起来，因为冬季变得暖和了，冻不起来。”

　　“60年前，甘达村的草场上草长得很高，草地上水源非常充沛，漫山遍野都是绿色的，而且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没有受到威胁，也不会发生牲畜饿死的现象。”玉树甘达村党支部书记叶青说，那个时候3岁的母牛或母羊就可以产仔，但是现在一个成年的母牛、母羊三四年都可能不产仔。

　　叶青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珍贵的野生动物资源，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具有历史价值的物品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由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牧业学盐湖，草原上的草皮被一块块的掀开，在乡镇间像山脉一般垒起来，就如同内地的长城，这样对草原和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之后，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工程如修路、修电缆、修建饮水管道等等，都对草原造成了破坏。

　　“我相信发展是必需的，但是为了一些小小的建设，对草原和环境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这很不应该。”叶青告诉记者，事实上，实行退牧还草和生态移民政策后，对草原的保护作用并明显。

　　“例如过去牧民住得很分散，每家每户各自保护好自己的草场，没有人去挖，去破坏。后来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人们搬迁后虽然对草场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与此同时，外来人对草地的挖掘、开采和破坏就没有人来管理了，也给了偷猎野生动物的人以方便。”叶青说，搬走的那些牧民没有了牲畜，又没有别的工业和商业来为他们提供生计来源，生活遇到很大的困难，很多人开始挖沙、砍伐森林，甚至参与到偷抢等犯罪活动当中。

　　“总体来看，目前三江源的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生态环境局部有所改善，草原退化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干部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普遍增强。”在“三江源的新希望”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说，但“对于这样一个状况，我和大家一样是抱有审慎乐观的态度的。”他说，“能不能进一步使三江源的生态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赖于做非常大的努力，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

最需要的是保护权

　　怎样保护好“三江源”？政府与当地的农牧民以及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通过生态补偿的办法，靠资金的输入维持“三江源”的状态。

青海省玉树州曲麻县措池村委书记尕玛

　　24日，玉树州曲麻县措池村委书记尕玛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措池村巡护证”和“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会员证”。尕玛十分自豪地告诉记者，“之前没有巡护证，曾经有来自西藏打旱獭的人，阻止他们，但没有人听；之后有了巡护证，去年有人来村子采矿，我拿出证件给他们看，成功制止了采矿事件。”

　　“我们最需要的支持并不是钱，而是获得保护这里的权力。我们不愿意看到外来的人员到这里猎杀野生动物、破坏栖息地。”尕玛说。

　　措池村地处长江源头，平均海拔4600米。山水保护中心野外项目总监李晟之介绍，措池是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分布区和栖息地，每年6月底7月初这里的藏羚羊越过青藏公路到可可西里集中繁殖，8月底再次越过青藏公路回到这里。

　　但措池地广人稀，保护难度大，同时又位于“三江源”保护区的核心区，在青海省的最西部，路途遥远保护管理成本高。加上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敬天惜地，保护神山圣湖”的宗教理念，2006年9月，在保护国际基金会（CI）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共同实施的协议保护项目支持下，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与措池村签订了保护协议，授权措池村民在全村共24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监测巡护。

　　山水保护中心野外项目总监李晟之告诉记者，项目开展以来，由措池村村民组成的监测巡护队共制止5次外来人员的盗猎事件。通过监测了解到野生动物的迁徙及活动规律，他们自发地划定了5个野生动物保护小区、13个水源保护地、让出3条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在野生动物繁殖及迁徙期划定3块季节禁牧区、划定3块永久禁牧区、开展了6项关于当地气候变化的监测工作。

生态保护和修复重点工程    资料来源：国家“十二五”规划

　　“三江源保护区有15.23万平方公里，管理局正式的编制人员只有13个。”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张德海告诉记者，人手不够，而外来人员对高海拔不适应，对环境不了解，“保护区给措池村牧民们授权，让他们来管理当地的资源，等于是保护区的管理权限延伸到巡护队员的手里。”

　　青海省委党校教育长马洪波对此表示，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进行这种协议保护，是逼出来的一个制度创新，是不得已的一种创新。

　　“做生态保护，权利是核心，这个权利该给谁呢？政府也可以拥有，其他组织都可以拥有，但是谁运用这个权利最有效呢？是居住在这个地方的村民。”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张孝德说。

　　而这样做的成本也非常低。李晟之告诉记者，粗略统计了14个协议保护点，共保护了70多万公顷的土地，每年每公顷的价格不到4元（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标准为8至37元/年/公顷）。李晟之认为，协议保护这种模式是可以复制的，成本并不高。

　　张德海告诉记者，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大面积地推广协议保护、社区共管的模式，“我们在进行了几年的试点实行后，准备在其他地区和乡镇进行推广。”

　　不过，马洪波认为，协议保护模式要变成常态化、长效化，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要把政府的引导和社区的主体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二是把政府的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他认为，协议保护要往前推进还可能面临着资金、法律（移民政策）和社区（村民流失缺乏保护人员）的三大障碍。

　历史性的保护机遇

“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资料来源：国家“十二五”规划

　　记者注意到，在论坛上，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都认为玉树灾后的重建为“三江源”的未来提供了契机。

　　“‘三江源’的生态保护和当地老百姓该怎么样继续往前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震是一个契机，让这个问题更加鲜明地摆到了人们面前。”吕植说。

　　就玉树重建工作，青海省确定的目标是确保用三年时间完成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再用两年时间，把玉树州首府建成高原生态型商贸旅游城市、“三江源”地区的中心城市和青藏高原城乡一体发展的先行地区。

　　著名民间地质学家杨勇对记者说，重建一个高原生态型旅游城市对玉树来说有两层含义：一是重建的玉树新城是生态型的，是地震灾区人民的安居乐园，也将成为玉树灾后发展的基础；二是30多万平方公里的玉树大地是“三江源”所在地，承担着维系中国水塔安全与长流的使命，需要全国人民的鼎力支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杨勇认为，在前些年的实践中，“三江源”保护工作主要实施的是草原围栏、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牧民定居、灭鼠防疫以及恢复物种等措施。但目前看来，这些措施有利有弊，收效不尽如人意，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人为地把游牧民与他们祖辈相处的雪山冰川、草原河流分离开来。

　　他解释说，大自然被人为分割，阻隔野生动物的自然通道，忽视物种的自然繁衍和更替，藏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受到了挑战，藏传佛教里崇尚生灵、呵护自然的理念没有得到发扬，生态移民的社会公共保障体系严重缺位，如此种种，新的环境问题和隐患也层出不穷，甚至还在积累之中。

　　在论坛上，韩启德也明确指出，“三江源”地区要不要发展经济？怎么样发展经济？发展什么经济？经济发展走什么样的路径？青海自己能解决多少问题？国家应该帮助补偿解决什么问题？补偿到底应该是多少？这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生态保护和民生保障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生态保护其实是最大的民生保障，这一点我想没有人会反对。”韩启德说，但是具体的操作实践过程当中，有时候还是有矛盾的。谈到移民问题时，韩启德指出，“把核心区或者重点保护区的农牧民大批地迁移出来，到底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怎么样来谨慎、科学、历史地看待移民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三江源’不同的地方，可能需要采取有所区别的政策。”

　　在论坛上，吕植和文国栋都提出了建立“生态特区”的想法。文国栋向记者解释说，玉树政府方面是希望在“三江源”设立一个生态特区，“在这里面建一些免税和畜产品的绿色通道，牧民的就业、养老等各个方面的保障问题得到高水平、高层次的解决，形成套餐的方式，尤其是生态区牧民的后续保障问题，以解决他们的养老、就业、上学的后顾之忧。”

　　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副司长吴晓松在论坛上表示，国家正考虑建立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实验区，目前正在做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实验区试点方案的编制工作。他透露，即将召开的全国牧区工作会议将会对“三江源”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统筹推进“三江源”地区生态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江源’的发展应该从传统常规的经济发展模式进入到一个良性的，以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为基础的，兼顾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新型发展模式，这既需要外部的支持，又需要内生的动力。”韩启德相信，“三江源”的生态保护不仅将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一个综合性的示范，同时也为后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发展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