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筑坝”被指饮鸩止渴 酝酿9年仍未获批

　　江西省拟投资规模最大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仍未在国家层面获得批准。

　　因为鄱阳湖持续干旱，让一度沉寂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宛如干涸的鄱阳湖湖底，突兀地暴露在干燥的空气中，再次受到社会关注。

　　有专家甚至尖锐地指出，这是在利用三峡大坝模式求解三峡“后遗症”，同样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人为干预生态，无异于饮鸩止渴

　　端午节前的一场“及时雨”，暂时缓解了鄱阳湖的旱情。但对旱得几乎见底的鄱阳湖来说，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一场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使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凭空“消失”了近三分之二。

　　然而，正是这场旱情，却让因备受争议而一度搁浅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得到故事重提的机会，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以全省“核心工程、关键工程和头号工程”之名，江西省计划在九江市都昌县境内的鄱阳湖入(长)江口建起一座长2.8公里的水闸，以控制鄱阳湖水量。

　　媒体注意到，5月31日，江西省级领导变动。

　　甘肃省原省委副书记鹿心社在任仅9个月之后，就调任江西省委常委、副书记，提名省长候选人。

　　分析人士认为，鹿心社有农田水利的专业学习背景，且有国土和水利方面的工作经验，应当能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利弊作出合理和专业的判断。

　　但专家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将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担忧始终未曾平息。

　　即使是在鄱阳湖遭遇严重干旱的当下，仍有观点认为该工程不仅将引发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且不利于长江下游省市的用水安全和生态环境。

　　专家指出，在鄱阳湖上筑坝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人为干预生态，无异于饮鸩止渴。

　　筑坝与修闸之变

　　虽然几次受挫，但江西省积极推动鄱阳湖水坝建设的决心未曾改变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这个目前尚未获批的项目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江西方面就曾提出鄱阳湖建坝的设想。

　　作为长江自古以来的洪泛型湖泊，“洪水一片，枯水一线”是鄱阳湖的一大特色。

　　雨水丰沛季节和干旱季节，其湖区最大面积和最小面积相差达31倍，水的容积相差达80多倍，巨大的水位变幅给湖区人民生产生活造成极大不便。

　　在江西方面看来，这种季节水位变化极大地影响了沿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洪水来时，长江水倒灌，给沿湖平原的防洪带来极大压力；而一待水位涨落，留下的大片滩地则成为钉螺繁殖的最佳场所。

　　如果没有这项工程，鄱阳湖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约占长江流域年均径流量的16.3%，超过黄河、淮河、海河三河水量的总和。

　　然而，江西后续经济发展的动力，如发电、航运、旅游等，必然需要大幅增加用水量。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对江西的中部崛起之路意义重大。

　　在鄱阳湖入江口处建坝的设想由此而生。但直到2002年，这一建议才提上官方日程。

　　在2002年全国“两会”上，江西省40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要求开展鄱阳湖控制工程项目建议书加快立项进程的建议》的“一号议案”。

　　这一议案随即遭到质疑。

　　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工程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消极影响，长江下游省份也担心这一方案可能影响长江下游流域的取水安全。

　　江西方面为此走访了上海、江苏、安徽水利系统，进行沟通，试图消除下游省市对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的疑虑。

　　虽然几次受挫，但江西省积极推动鄱阳湖水坝建设的决心未曾改变。

　　在2009年底由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中，鄱阳湖水坝被列为“一号工程”。

　　针对环境方面的担忧，在今年4月份，江西邀请了《湿地公约》国际组织、国际鹤类基金会等代表实地考察鄱阳湖，旨在平息各方面舆论。

　　但外界的质疑并未因此平息。有观点更是认为，这是利用三峡大坝模式求解三峡“后遗症”。

　　在各种质疑声中，江西方面还将鄱阳湖水利枢纽设计思路由此前的“调枯控洪”改为“调枯畅洪”，将建“坝”改为建“闸”。

　　江西省水利厅厅长孙晓山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称：“没有大坝这一说，我们从来都叫闸。”

　　坝，强调发电功能，筑坝的目的更多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而闸，强调对水的控制，可以理解为鄱阳湖遭遇严重干旱的当下缓解灾情的手段。

　　虽然江西方面极力淡化这一工程，但鄱阳湖可能由此产生的变化却无法掩盖。

　　媒体报道称，此前“湖控”设计的思路主要是将洪水拒于鄱阳湖之外。但倘若鄱阳湖闸门一关，显然包括安徽、江苏在内的下游省市将面对更为巨大的防洪压力。

　　2011年2月14日，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在北京主持召开《鄱阳湖区综合规划》有关事项专题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官方指出，长江上游水库群调蓄已带来枯水期中下游水资源形势的重大变化等诸多连锁反应。

　　因此，通过建设鄱阳湖水利枢纽，来调整变化了的江湖关系，修复和改善鄱阳湖的生态承载力、经济承载力，是非常必要的。

　　但到目前为止，包含大坝建设的《鄱阳湖区综合规划》尚未获批。

　　“后三峡时代”的尴尬

　　长江下游各个地区是一个互为牵连的利益链条，所以充分的论证至关重要，不能做“拍脑门工程”、仓促上马

　　多名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不仅将引发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且不利于长江下游省市的用水安全和生态环境，更是利用三峡大坝模式求解三峡“后遗症”。

　　专家担忧，这样持续下去会有更多“后遗症”，并带来长江“下半身瘫痪”的连锁效应。

　　公开数据显示，长江两岸在近50年内修建了近46000座水坝、7000多座涵闸，隔断了江湖联系，目前仅剩鄱阳湖、洞庭湖还与长江自然连通。

　　江西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原总工程师刘信中表示，导致鄱阳湖流域及环湖区水资源供需矛盾不断加剧的原因正是三峡大坝与湖泊争水。

　　鄱阳湖求水只是一些地方江湖博弈的一个样本。

　　2010年9月15日，三峡工程第一次175米试验性蓄水启动。上游蓄水的同时，包括鄱阳湖在内的中下游江湖水位一路下跌，比往年提前40天进入枯水期。

　　2010年10月25日，与鄱阳湖邻近的长江安徽省安庆段水位为6.80米，比历史同期低4.25米，这是该江段近30年来的最低值。

　　为保障本地用水，沿江、沿湖、沿河各地方政府想尽办法，上下游之间的用水矛盾开始显现。

　　中国地震局研究员高建国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三峡水库的建成与运行，打破了鄱阳湖原有的吞吐规律：

　　每年10月三峡大坝蓄水期，泄流量剧减，而此时正值江西省枯水季节，鄱阳湖急需江水补充，但结果是，非但得不到补充，反被长江低水位拉空。

　　每年5月末至6月初，三峡水库为腾空库容应对即将到来的主汛期，加大泄流量，但此时却又是江西省主汛期，赣江等五河来水与长江来水在鄱阳湖狭路相逢，互相叠加抬升湖区水位，加重了鄱阳湖防洪负担。

　　事实上，早在2006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郑守仁就曾在内部提出书面建议，称须就三峡工程对中下游的影响进行专项研究。

　　“现在我们不可能把三峡炸掉。”高建国说，鄱阳湖筑坝应该充分论证、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包括一些利益部门的意见，吸取建三峡的经验教训。

　　三峡工程饱受诟病，究其根源，就是因为不协调，没控制，“反其道而行之”，导致鄱阳湖灾情的加剧，旱上加旱、涝上加涝，负担更重。

　　长江下游各个地区是一个互为牵连的利益链条，所以充分的论证至关重要，不能做“拍脑门工程”、仓促上马。

　　高建国强调：“有专家说，建三峡对人来说利大于弊，对鱼来说弊大于利。所以要建水坝，对人对鱼都要考虑。”

　　“尽管反对声不断，但我赞成建水坝。”高建国认为，水涨水枯牵连着地方经济的神经。他曾在一个报告中提到，鄱阳湖经济可持续发展程度已经落到全国最后，难以为继，江西省的经济发展已经受到严重干扰。

　　高建国认为，在三峡工程运行的大背景下，要恢复鄱阳湖的吞吐功能，唯有通过湖控工程调节水位，使其与三峡工程互相补充，才能真正实现江湖两利，维系长江中下游水资源的平衡。

　　对此，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就目前情况来看，江西筑坝的理由不够充分，干旱是受三峡工程所累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说三峡工程破坏了“江湖关系”更是无稽之谈。

　　张博庭认为，之所以出现问题，主要原因是水库太少，三峡的调度能力亟待加强。“但建水库不见得一定要在江西建。”现在各地方建工程积极性都很高，但是否真正必要需要认真考量、慎重论证。

　　他觉得解决问题的关键，应在现有工程上下工夫，该建的建、该拆的拆，加强三峡总工程的统一调度能力。

　　他强调，鄱阳湖在现有情况下，应该适当缩小湖区范围。一味强调“自然的”不能改变也是不现实的。一定范围的退湖还田是可行的。

　　鄱阳湖大坝或水闸建还是不建？怎么建？怎么用？争论依然在继续。

　　这其实也只是全球范围内兴建水坝或者水闸、人的效益与生态效益如何权衡的一个标本。这个标本能否权衡精当，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