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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三期煤工尘肺病的农民工马纪行。
“我现在真是论秒过日子，说不上啥时候没命。”8月2日下午，黑瘦、气喘的50岁山东籍农民工马纪行告诉记者，他在北京房山当了十年矿工，得了三期尘肺病，但是因为不了解煤矿和主管方的复杂关系，维权陷入“死胡同”。
10年中3年有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算几年？
1995年，马纪行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的“北京市车厂煤矿”(下称煤矿)从事采矿工作，煤矿的主管单位是周口店资产经营公司(下称资产公司)。到2005年11月，他工作了十年。作为采矿队长，他经常“冲在前面”，肺部已累积大量煤尘。但他离开煤矿的时候没有体检，不知道自己是否患了尘肺病。
2006年11月，煤矿的采矿许可证被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市发改委注销，煤矿也被主管单位房山区周口店镇车厂农工商公司(下称农工商公司)向工商局申请注销登记并清理债权债务。“农工商公司隶属于资产公司，2001年，由于改制，资产公司便把煤矿无偿转给了农工商公司主管。”8月4日，马纪行案的援助律师、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下称致诚中心)的王丹向记者表示，这一变化马纪行并不知情。
“破产清算的时候，我的不少工友都查出患有或轻或重的尘肺病。”马纪行说，当时他已离开煤矿一年，但是身体日渐衰弱，总是咳嗽、上不来气，上一层楼都要歇息几次。于是，他想检查一下自己是否也有尘肺病。
“在企业破产清算的时候，依据劳动法律法规，对煤矿等容易损害健康的行业，企业应该为职工安排体检。”王丹说。
但是，煤矿破产清算的时候，马纪行已离开煤矿一年。等马纪行想找单位体检时，却发现煤矿已被注销，他找到农工商公司，该公司认为，马纪行和煤矿的劳动合同有效期是1995年到1998年，而农工商公司2001年才接手的，和马纪行没有后续劳动合同，故而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也不能为他提供任何职工待遇。
“我和资产公司签过劳动合同，但是原件一直不在自己手中;农工商公司和资产公司是‘父子关系’，我和它应该也有劳动关系。”2007年12月，就是否存在10年的劳动关系，马纪行向房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认为，马纪行只与煤矿有1995年至1998年3年的劳动关系。
马纪行不服，于2008年向房山区法院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的诉讼。法院审理时，马纪行提交的“煤矿采掘班组长”证书、工友证言等证据被采信。2008年11月，房山区法院判决认定:马纪行与煤矿之间存在10年劳动关系。
诉讼请求被驳回，维权又该向谁诉？
有了劳动关系的判决，马纪行心里有底了。他觉得，资产公司既是煤矿最初的主管单位，也是煤矿2001年之后的主管方农工商公司的主管单位，所以，在煤矿注销后，维权应该“追根溯源”，还是找资产公司。所以，在申请诊断职业病、工伤认定时，他的工作单位一栏都填上了资产公司。
2009年9月，马纪行被北京朝阳医院诊断为三期煤工尘肺病。同年12月，马纪行被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职业病三级伤残人员。
2010年5月19日，房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马纪行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工伤认定结论书》以及《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中都认定其单位为资产公司，故而应该采信，裁决资产公司支付伤残补助金、医疗费、社会保险金等共计9万余元，并按月支付1700多元的伤残津贴。
“我很高兴，觉得自己有救了。听说‘开胸验肺’的张海超在多次洗肺后，生命已经没有大碍，我也想洗肺。”马纪行说。
但马纪行的高兴没有超过两个月。资产公司很快向房山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驳回马纪行履行仲裁裁决的全部请求。“庭审时，法官问我在资产公司工作过吗?有没有劳动合同?我说在煤矿工作，没有合同，就输了。”马纪行失望地表示，2010年7月15日，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同年10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对马纪行的工伤认定结论，法庭没有采信，但是也没有明确表示其无效，这导致我们无法变更马纪行的工作单位、重新申请工伤认定，维权陷入困境。”8月4日，致诚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忧虑地表示:“马纪行和张海超是一样的，随时有生命危险。谁来救救他?”
人大代表认为“关联公司”导致维权更难
眼下，马纪行居住在房山区的一个村庄里，到周口店镇里当清洁工人，每天从早上8:00工作到下午4:30。“每月能赚1160元，只够生活，不敢看病。”马纪行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马纪行维权的最大障碍是主管单位易主、煤矿“注销”，以及注销时的管理单位——农工商公司没有履行好破产清算时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责任。
“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关联公司之间的复杂关系。”8月5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致诚中心主任佟丽华告诉记者，该站调查发现，在农民工维权时，类似煤矿、资产公司、农工商公司这样存在关联关系的公司，很容易转移公司利益，导致劳动者维权难。
佟丽华介绍，“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关联公司有两大损害。”佟丽华告诉记者，这种关系会导致劳动者无法与真正的用工单位确认劳动关系，用工单位推卸责任，而关联公司的资质、经济状况都不明了，甚至已被注销，根本不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
第二个损害是，工作年限“缩水”，劳动者明明连续工作多年，但通过关联公司之间的人员调动等，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就被分割成不同单位之间的“几段”，即使连续工作10年以上，也无法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而且一旦被辞退，经济补偿会大大减少。
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提醒:警惕4类“关联关系”
致诚中心律师王芳告诉记者，“关联企业”经常用四种方式混淆劳动关系、逃避责任:
——“张冠李戴”，劳动者明明是在甲公司工作，签订的协议或合同上盖的却是乙公司的印章。很多时候劳动合同只有一份，还被单位收起，这导致员工根本不清楚自己与谁签订了合同。如农民工李晓原本在恒信纸制品公司工作，但发生工伤后，老板与其签订的赔偿协议书上盖的却是鼎盛创意广告公司的章，后来才查明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老板的妻子，而且该公司已被吊销。
——利用关联公司之间的人员调动来混淆劳动关系。来自农村的女工刘爱淑告诉记者，她原本在一家水产公司打工，最初和它签合同，但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她被单位要求与水产公司有关联的一家公司签合同，而另外一家关联公司负责给她上保险，她的工资由水产公司已经注销的一个单位残留的账户发放。这给刘爱淑维权时的劳动关系认定带来极大困难。
——通过关联公司之间的“承包经营”，阻断劳动关系。农民工崔高隆认为自己1993年至2010年都在商城酒店工作。但在仲裁期间，该酒店却拿出了承包合同，声称酒店7年间曾先后承包给4家单位，崔高隆与酒店无关。后经律师查明，商城酒店与后3家承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同一人。
——一套人马、几套牌子。如农民工宋文信案中，老板名下注册了两家公司，两个公司的法人、办公地等完全相同。宋文信受伤后确认劳动关系时，只要他申请与甲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方就以乙公司做挡箭牌。这导致维权程序被拖延。
“如果涉及几家关联公司，难以确定劳动关系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几家公司连带承担。”王芳表示，因为劳动者处于被管理的地位，不可能了解关联企业之间的幕后操作，劳动关系不清晰是由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造成的，因此应由最后一家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全部工作年限承担责任;或者由几家关联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这一建议，马纪行的工伤保险等待遇，可以由农工商公司负担，或者由农工商公司、资产公司连带负担。
除了“关联关系”之外，记者还从致诚中心了解到，实践中还有其他8种复杂劳动关系，近来常被用工方用以规避劳动责任:超市隐蔽用工;虚假劳务派遣;劳动者不知情时企业被承包经营;合同、保险分属不同单位;建筑行业包工头违法承包;被挂靠运输公司的私车雇佣;劳动关系、劳务雇佣关系难区分;通过公司注销或吊销改变劳动关系、切断劳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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