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减排的压力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齐晔:中国要完成“4045”(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1617”(“十二五”期间能耗强度下降16%,二氧化碳强度下降17%)的目标,非常不容易,充满挑战。 首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出口占GDP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出口额仍处于高位。这些因素驱动着中国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进一步增长。 其次,“十一五”时期,大量成本较低、节能效益较好的技术已经得到广泛使用,使能耗继续下降的空间变小,节能减碳边际成本将不断上升。 我国“十二五”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1亿吨标准煤的目标,并不容易实现。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1亿吨标煤估计,2015年中国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可能达到84.6亿吨,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形势异常严峻。 记者: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强调,建筑、交通等与消费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过快增长,对中国的低碳发展构成巨大压力。 齐晔:当前,中国公众消费行为正在发生剧烈转变。2010年与消费直接相关的建筑和交通碳排放约占社会排放总量的31%,与2005年相比增长了41%,快于社会总量的增速。“十一五”期间,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是生产排放二氧化碳的一半,但前者的增速远高于生产部分的增速,特别值得关注。 我认为,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应当得到引导,否则,消费侧二氧化碳排放的过快增长,将对中国的低碳发展构成巨大压力。 例如,在鼓励大家购买小排量汽车、新能源汽车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完善公共交通体系,使公共交通体系便捷、舒适,使乘坐者感到“有尊严”。不解决这个问题,能买得起车的人可能就会去买。再比如,北京市有不少自行车道变成了机动车辅道,骑自行车成了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但在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无一例外地创造便利条件让大家骑自行车,大大减少了能耗和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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