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德班会议面对现实承担国际责任

2011-12-19 10:37 | 发布者: EHS最新资讯 | 查看: 2168 | 评论: 0 | 来自: 南方都市报

摘要：如何评价德班会议达成的协议？它对全球接下来的气候谈判有什么深远影响？中国为何突然软化立场，答应开启在2020年后对所有缔约国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谈判？气候谈判中由各国组成的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和分歧是什么? .. ...

　　最艰难的一次谈判

　　南都：这次谈判历时14天，比预计时间延长了30多个小时，为何如此艰难？

　　邹骥：从我参加的历次谈判看，这次谈判的难度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主要是发达国家表现得太消极，原来的承诺不兑现，而且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针对中国和印度，不断附加条件，是造成这次谈判异常艰苦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也表现了很大的灵活性，带动谈判达成妥协。

　　南都：由各个不同国家组成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和分歧在何处？

　　邹骥：以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为首的伞形集团，参与《京都议定书》的加拿大等国主要是不想兑现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而当时的公约要求美国也要有可比性的控排减排目标，它们也兑现不了。

　　从美国国内的情况看，这个问题也排不上号，受制于金融危机，失业以及大选等情况，美国政府代表也决定不了。本来指望美国能发挥领导作用，但美国不仅有政府代表，还有国会代表，还有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表，以及一些N G O的代表，诉求也各不相同，分歧不小。整个大会期间，大家都不是太清楚美国的具体诉求是什么。实际上美国在这次谈判中，在拿不出一个积极的、有实质意义的方案的情况下，它们谈判代表的主要责任是尽量避免全球谴责美国，把谈判失败或进展很小的责任转嫁出去。

　　欧盟的诉求是愿意保留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但又附加了条件，要求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2020年《京都议定书》期满后，也要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的减排控排责任，同时尽量在资金和技术转让上减轻自己的责任。

　　小岛国是指受全球变暖威胁最大的几十个小岛屿及低海拔沿海国家组成的国家联盟，有43个成员国和观察员。包括亚洲的新加坡、马尔代夫等国。它们的诉求是让欧盟、美国以及新兴经济体这些排放大户尽可能明确排放目标，尽可能地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并设置较为激进的时间表，要求在明年卡塔尔峰会上实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

　　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77国集团加上中国，它们的诉求有相同的层面，也有不同的层面。相同的地方是要求保留京都议定书，要求欧盟兑现第二承诺期，同时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求发达国家要有足够的减排并制定出明确的目标，要求发达国家兑现其对发展中国家已做出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承诺。

　　南都：中国代表团转变口风，提出须有《京都议定书》和第二承诺期，发达国家要兑现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和2020年前每年1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等五项条件下，中国可以参加2020年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协议谈判。你怎么看待中国这一态度的软化？

　　邹骥：中国这次为了挽救气候谈判进程，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顾全大局，适时做出了让步，促使会议最终达成妥协，意义重大。如果《京都议定书》死了，谈判崩盘了，那直接威胁到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中最基本的信任，信任被打破再凝聚就很难了。全球在1990年开始气候谈判，在1992年形成公约，1997年签订京都议定书，当时的国际环境是在冷战刚结束，大家对气候问题有很多共识，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乘势而上，形成的一个防止全球变暖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如果这基础被抛弃掉，在今天欧债、美债危机，全球经济不景气，西方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重新形成一个政治法律基础是很难的，全球各国会什么时候再坐在一起谈判，就很难说了。保卫着这样的一个成果，另一个深刻的意义还在于今后的气候谈判进程是单边还是多边的问题。如果京都议定书死了，多边进程就会受到伤害，未来可能是单边的，或是几个寡头大国来主导的谈判机制，那距离达成一个公平、公正、各相关利益方都平等参与的全球气候协议就更远了。

　　面对现实承担国际责任

　　南都：中国在节能减排的能力和信心上更自信了？

　　邹骥：可以这么说。与20年前相比，中国在减排控排的能力和信心都在上升，而且中国的国内形势在近年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是别人要求中国减排控排，现在是中国主动要求减排控排。中国现在人均G D P是4000多美元，刚步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仍旧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但与当年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家不同，无论从人口、耕地还是从能源上，我们这方面的压力比它们大很多。和20年前相比，中国的资源能源紧张、温室气体排放，环境污染的压力和空间已经大大恶化。中国的能源供应年年亮红灯，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达到55%，且还有上升的趋势，中国是煤炭大国，但煤炭也开始进口了，这些均要求中国要改变当前的粗放式的发展方式。

　　而且环境质量、污染的问题，也越来越被民众所关注，包括北京上段时间的空气质量问题引发的巨大争议。对干净的水，清洁的空气，安全的食品，景观能见度等，民众的要求也高了，而这些矛盾在中国当前正凸显出来。同时，中国也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大受害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更多的权衡，一方面还要发展，农民还要进城，但还要保护环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多重目标交织在一起。中国对能源消费，对排放总量做出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也就变成了大势所趋。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能力地增强，中国会越来越多的承担节能减排的国际责任，而且也愿意承担。但这是一个过程，承担的责任一定要和能力相匹配，和中国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中国的碳排放更多的是基本需求的排放，发达国家的很多排放是奢侈性排放，这些是判断责任的性质、责任的程度，以及定义权利的程度、权利的性质的基础。中国要清晰地定义发展阶段和历史责任，要承担的责任不能回避。

　　南都：为迎接下一年的卡塔尔气候峰会，中国当前要做哪些工作？

　　邹骥：下来的谈判就是要解决巴厘授权中悬而未决的问题，要把“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的工作延长一年。明年就将开启2020年后的对全球所有国家都有法律约束力的谈判进程了。这后面有很多含义就出来了，在哪些方面有法律约束力？控排减排目标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等。中国现在的减排目标是相对值，将来是不是要改为绝对值，这些都是要研究的。未来是控制排放的增速，还是控制排放的水平，是控制排放量的总值，还是控制排放量的时间，比如峰值到来的时间等。另外关于这些进程的谈判程序、谈判的组织等也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新的任务来了，压力不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