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的环境公益诉讼案意义何在

　　图为环境公益诉讼庭审现场。

　　综观全国，能够成功开庭审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可谓屈指可数。面对目前国内环境公益诉讼屡难破冰的现状，其艰难之处在哪里？需要突破哪些瓶颈？平湖市的这场公益诉讼以及案件背后的故事正是个活生生的案例。

　　一年酝酿，终成诉讼

　　去年9～10月，平湖市某环保服务企业违法倾倒工业污泥，从而导致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影响。

　　平湖市环保局接到群众举报后立即予以立案调查，并按照有关规定对肇事企业做出了5万元的行政处罚，要求这家公司限期清理污泥。那么，为何要在行政处罚后，再度追究法律责任呢？

　　去年10月，嘉兴市环保局联合嘉兴市检察院制定并出台《关于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若干意见》，在全省率先启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却一直苦于无案可诉。

　　这次机会来了。“涉案企业在被行政处罚后仍屡教不改，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具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嘉兴市环保局法规处处长王黎说。而以前，只要检察院立案决定书一发，企业就马上改正了，走不到这一步。

　　2011年年初，嘉兴市环保局在接到平湖市环保局报告后，立刻展开讨论。到底诉还是不诉？如果要起诉，有难处也有顾虑。一是案子该由谁来诉？二是能不能成功起诉？三是弄不好可能被老百姓冠以环保工作不到位的名声。

　　经过深入调查和深思熟虑后，嘉兴市环保局认为证据确凿，最终决定首试公益诉讼。然而，决定达成后，一系列问题又接踵而来。在当地检察部门没有做过同类案例的情况下，起诉所涉及的技术、资金、操作等问题怎么办？其中所牵涉各方利益、各方关系又该如何协调？都是难题。

　　好在省、市、县三级环保、检察、公安部门和法院经过密切沟通，很快达成了共识。首先确定由检察部门以原告身份出面起诉。因为相比环保部门，检察机关更有权代表公众利益。

　　据王黎介绍，2007年嘉兴市率先在全省建立“环境保护，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即调动市检察、公安、纪委、监察等部门与环保部门共同应对查处各类环境污染违法违纪行为。这几年，嘉兴市环保与检察部门之间已取得了非常紧密的联系，为本案得以成功起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浙江省环保厅和省检察院去年联合发布了《关于积极运用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见》。其中规定，当事人的人身或者财产权益受到环境污染行为侵害，有起诉意愿而因证据收集困难或者诉讼能力缺乏等原因尚未起诉的，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起诉。对于环境公益诉讼来说，这也不失为一项有力措施。

　　如何说动被告出庭又是一难。作为企业，被告上法庭既丢面子，又影响声誉，自然不会乐意。如果开庭当日，被告缺席，庭审最终将无法成立，之前所做的努力也都将付诸东流。对此，嘉兴市环保局的做法是屡次上门劝说。“我们数次对被告企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潘侃说。

　　据了解，案件从法院正式受理至开庭，足足花了近一年时间。各有关部门迎难而上、全力以赴，为的就是浙江省首起环境公益诉讼顺利开庭的那一天。

　　3小时对簿，披露问题

　　2011年11月30日下午，平湖市法院采用简易程序开庭。此案被告是嘉兴市绿谊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海宁蒙努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浙江大众皮业有限公司、海宁瑞星皮革有限公司5家企业，除前两名被告派出代理人出庭应诉外，其余3被告均无正当理由缺席。

　　平湖市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原告身份，请求法院判令5被告赔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计人民币54.1万余元，同时承担案件诉讼费。

　　原告称，去年9～10月间，海宁蒙努集团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将制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5000余吨污泥，委托嘉兴市绿谊环保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谊公司)处理。绿谊公司将污泥倾倒在附近的池塘内，对饮用水水源造成严重污染。

　　检察机关指出，绿谊公司作为专门的环保服务公司，并未依法取得处置危险废物的经营许可证，擅自将废物倾倒于饮用水水源内，污染生态环境，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安全，给国家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被告代理人对案件提出以下质疑:一是认为法律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地位，原告的主体不适格；二是对原告要求5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有异议；三是认为5被告侵权行为并未造成严重后果，对部分赔偿诉求有异议。

　　原告认为:首先，此案系环保局等相关部门在穷尽各种救济手段后移送检察院办理。根据《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规定，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定职责；其次，从处置涉案含铬污泥的整个过程和主观认知来看，5被告的行为属于共同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最后，根据相关鉴定和国家标准，5被告共同排放的含铬污泥在水源中的含量已明显超标，严重影响了饮用水水源安全。

　　当天，因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等3被告未到庭参加诉讼，故法院未能组织调解。当庭参加诉讼的公益诉讼原告和两被告均愿意庭外自行协商。法庭予以准许，未当庭做出判决。

　　重在公益，还需补短板

　　为何此案有5名被告却无一当事人亲自到场？王黎告诉记者，其中4家制革企业在当地都颇具规模和影响力，所以法院的传票让他们一时慌了手脚。其实，在前期协调时，5家企业已达成共识，一致认为，愿意出钱，却不愿也不敢丢脸。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结果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浙江省环保厅法规处副处长陈云娟说，就是要对环境违法企业真正起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

　　陈云娟认为，综观此案，目前环境公益诉讼瓶颈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立法不足。现行法律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诉讼模式、诉讼费用等均无明确规定。二是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缺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具有提起环境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与公益诉讼制度的设定相矛盾。三是环保审判难获信任。受害方因打官司耗时费钱，且在执行环节充满不确定因素；加上在信访上政府承担无限责任，最终选择信访予以维权。此次环境公益诉讼，不失为积极有益的尝试，将来能为同类案件提供有效借鉴，同时有利于促进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完善与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