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油事件考验中国环境法治（三） 中海油也应被告

　　诉讼难点：财政部未安排相应预算

　　广州日报：这类诉讼有哪些难点？

　　夏军：中国在这方面的法律相对健全，观念、体制、机制才是生态索赔的三大障碍。

　　在观念上，（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依靠行政力量解决问题的思路，碰软不碰硬。

　　体制方面，中国确立了“五龙治海”（环保部、国家海洋局、中国海事局、农业部、军队环保部）的多头管理体制，容易发生一种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打架的不正常情况。五大部门有权责分工，但也存在交织，海洋生态索赔的主体有时并不明确，难免发生扯皮和推诿。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协调部门，体制有待健全。

　　机制方面，国家不鼓励，也不希望个人、行政部门起诉，因此财政部没有安排这部分预算。特别是这种石油污染案件，高额的诉讼费、监测费、调查费不是一般人能承担的，一个亿，十个亿……总体上，国家鼓励通过行政手段索赔，而不是诉诸法律。

　　前景分析：渔民维权难

　　广州日报：你对这次诉讼的结果有怎样的预期？

　　夏军：国家海洋局提起诉讼，有两种情况：只代表山东索赔，不提河北，胜诉可能性很大；或者，代表山东与河北一并提出索赔，河北被驳回的可能性非常大。

　　农业部就渔业资源损失提出索赔，只能提山东海域，把河北“牺牲”掉。河北、山东的个体渔民就渔业养殖损失提出起诉。

　　海洋局在山东将100%胜诉，山东省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农业部以及渔民索赔的官司面临证据不足的问题，不好打。就算打赢了，也拿不到什么钱。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受影响面积更大，却没有引起相应的关注，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不是取证难度的问题。

　　为什么这次渤海溢油，只管山东，不管河北呢？我猜测，可能是被康菲忽悠了“溢油范围只在山东，不会介入河北”。现在，现场已经被破坏，错过了最佳的监测时机，现在测海水，肯定达标。

　　展望未来：生态公益诉讼大有可为

　　广州日报：你对未来中国的海洋生态权益维护有怎样的期望？

　　夏军：必须依靠强大的第三方力量环保组织，维护公共利益。

　　环保组织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公益诉讼，是一项有效的措施，在国外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而在中国还没有得到政府和法院的认可，但有发展空间。

　　逐步让环保组织成为生态环境的代言人，我寄望于它们。

　　记者手记：信息须公开，调查应主动

　　近年来，渔民在海洋污染事件中无法获得赔偿的事实，并不罕见。

　　这类案件的难点在于污染面积大、涉案人员广，利益纠葛杂、管理部门多、诉讼耗时长、相关费用高。

　　在海洋污染案中，国家海洋局代表国家利益向责任方提起诉讼，胜诉的可能性大，但作为弱势群体，损失惨重的渔民往往无法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

　　渔民提出索赔，必须有相关的证据与损失评估，要取证和评估，渔民就必须在第一时间知道海域被污染的事实，同时需要专业的设备与高额的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海洋主管部门必须尽到信息公开和主动调查的义务，一方面，让渔民及早获知真相、着手准备维权；另一方面，为渔民提供专业服务。否则，渔民受损时一无所知，知情后不知所措，事后维权空口无凭，利益白白受损是可以预料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