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碳”携手“交易”时,它已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化学符号,而是被打上了资本的烙印。碳交易,并不是一场普通的贸易,而是争夺未来能源主导权的筹码。 碳交易的初衷在于以减少碳排放额度,改善恶化的环境。然而,在全人类福祉这件华丽的外衣下之,却开始了一场利益角逐的“暗战”。有人称之为“阴谋”,因为不承诺减排的美国,不仅是碳市场的一个活跃分子,还凭借着强大的金融手段,欲借碳重塑美元霸主地位。 与美国的空手套白狼相比,欧盟则是一副敦厚老实的形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其收获却并不亚于美国,但其做法的被认可度却远远高于美国。欧盟不仅通过推广其替代能源技术而装鼓了腰包,更因欧元与碳的挂钩,大有打破美元霸主地位,谋求全球货币统治权之势。 碳交易欧美争霸,中国所处境地却是既被动又尴尬。一边是经济正处在高速发展期,碳排放量需要逐步上升,而另一边则是国际舆论重压下被迫减排的压力与日俱增,可高端替代能源技术并未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场碳交易的战役中,中国在起跑线上已是先输一局。 实际上,不只是没有技术,在碳交易产业链条里,中国也是处在卖碳的底端,即业界戏称的“卖碳翁”。其实,卖碳的局面并不可怕,问题在于,拥有全球最大碳减排资源的中国,却缺乏定价权。有人将此问题归结为没有排放上限,无法进行配额交易。但同样没有承诺减排的美国,却依仗金融后盾,和欧盟共同主导着碳市场。归根结底,不在于是否承诺排放上限,而在于是否拥有强大的金融支撑。 目前,欧盟拥有最先进、最完善、最具经验的排放交易系统,欧盟更希望把美国、中国,乃至全球都纳入他的“盘子”,实现全球大一统,但是最终将由谁来主导,还是几个国家共同主导,还有待看下一步的发展。 虽然中国尚未完全错过这场变革,但想在未来的世界拥有话语权,则必如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对《英才》记者所言:公平化的社会改革,市场化的经济改革,透明化的财税改革,特别是金融体系、技术体系的改革,已经迫不及待,且任重而道远。 碳价格持续走低 一个旧碟子准备换掉的前提条件是:已经准备了一个更好的新碟子。但有时候却不是这样。 《京都议定书》就是那个即将遭遇被换掉命运的旧碟子。距离《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还不足两年的时间。但无论是去年底的坎昆气候峰会,还是前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国际各方气候谈判不仅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新碟子,就连《京都议定书》这个旧碟子的续用也变成了一种奢望。这让《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CDM(清洁发展机制)的交易价格更是一路探底。 无论是由CDM产生的CER(核证减排量),还是由EU ETS(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产生的EUA,价格持续走低已是不争的事实。2010年12月24日,CER收于11.79欧元,EUA合约12月24日报收于13.72欧元。这个价格,还略低于2008年因金融危机爆发,导致CER的二级市场大幅波动的底价。2008年,CER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约在13-23欧元波动。再往前追忆,CER二级市场交易曾一度高达30美元。EUA价格虽然略高于CER,但也是持续低迷的走势。 据彭博新能源财经数据,全球碳贸易量在2010年下降了10%,从2009年的7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下降到2010年的6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实际上,不只是二级市场价格持续走低,一级市场的境遇也是一塌糊涂。在CER相对高位时,中国一级市场CER的价格都高于目前的二级市场价格,而目前则在国家发改委定夺的底线徘徊。不仅中国如此,东南亚国家CER的一级市场价格还要略低于中国,徘徊在5-6欧元。“如果让碳排放国感觉到减排的压力和成本,一吨碳的价格应该在25欧元以上。”清华大学清洁发展机制(CDM)研发中心执行主任曾少军告诉《英才》记者,当前的CER价格完全没有体现出碳资源的稀缺性。 如果说2009年的CER价格走低,是因为全球经济尚未逃离金融危机的阴影,减排需求降低。那么,2010年接续了上一年的低迷,更多的是源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与EUETS的第二承诺期的截止日期都是2012年。 “CER是由政策创造出来的市场,如果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无法达成第二承诺期的续约,拿在手里的CER就一点用途都没有。”一致人和国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杨智平告诉《英才》记者,“CER不像黄金白银,是硬通货,放在手里可以等着升值。” 除政策的不确定性因素外,供过于求的现状也打压了CER价格。“供应越来越大,采购量却没增加。”杨智平说。而对于以CDM为营生的机构而言,2010年的日子已然不好过。2011年则是向冬天又迈进了一步。“实际上,早在2008年,就已经有了过冬的感觉。”杨智平坦言眼前的日子并不好过的同时,更是感慨2011年碳市场回暖无望。他将期许延长到了2012年底,“是好是坏,总会有个结果。” 碳交易只是衍生品 碳交易被提起时,大多数人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想到C D M(清洁发展机制)。但是,如果把CDM与碳交易画为等号,无疑是一种误读。《京都议定书》框架下C D M,只是碳交易机制的一种,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排放权交易的一种机制。除此之外,还包括基于《京都议定书》衍生而来的欧盟内部的EU ETS交易机制,和美国的自愿减排交易机制。 杨智平将当前的国际气候谈判比喻成古代“三国”。一方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一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坚决抵制碳减排国家,还有一方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坚决拥护碳减排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寻求的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美国是传统化石能源的代表,而欧盟则是替代能源技术的代言人。三方的对抗,既是化石能源与替代能源技术的对抗,也是经济发展与高技术成本的对抗。 “大部分欧洲国家国土面积小,资源储备不丰富。且欧洲国家在天然气方面一直依赖俄罗斯,石油则是依赖中东。”梅德文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分析,“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欧洲,更是最先受到工业污染的地区,也是最先感触到环境恶化后果的严重性”,因此,欧洲支持降低排放,研发替代能源技术。 也正是因此,欧洲的节能环保技术具有更高的竞争优势。欧盟便借此堂而皇之的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替代能源技术,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不言而喻。 美国则不同于欧盟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一起进行考量的方式,日本北九州市环境局局长松岗对《英才》记者解释说:“美国是自由经济,不愿受到更多的制约。”同时,美国不愿承诺减排,更多的则在于“化石能源在美国是占主导地位的。”杨智平介绍,《京都议定书》本是由克林顿政府牵头达成的,但在国会讨论时遭到了化石能源集团的强烈反对。因此,代表石油集团利益的小布什上台之后,就推翻了这套理论。但是,克林顿政府也是有一定的想法。“碳交易是贸易,贸易就可以赚钱。”杨智平说,“当前碳市场上买卖双方,很多都是美国人,虽然美国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但是他们却赚取了其中的大部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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