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肺矿工困境：死亡日益临近 补偿遥遥无期

36岁的孙武勋和他的X光片，肺叶白色为患处。 本版图片：南都记者孙旭阳 摄

上岗证可成为确定与矿方劳动关系 的证据，但21名矿工中只有五六个人有上岗证。

　　河南登封21名矽肺病患者陆续确诊，他们要求赔偿的愿望遥遥无期，他们的病情或许无法支撑他们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

　　一年来，河南省登封市颍阳镇陈沟村陆续确诊20多名矽肺病患者，他们之前都在附近煤矿打过工，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接触过大量的粉尘。在确诊后，他们陷入了维权的困局，甚至连自己曾在某煤矿干过活，都要从头开始证明。然而，他们的病情却无法支撑他们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

　　整个事件中，中国基层职业病防护的制度空白与现实困境一一展现。当重在预防的职业病一直没有在劳动过程中得到防护之后，患病者又如何通过同一套体系来维权？矿工、官员和专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到底啥时候能赔偿？”

　　“不知道。”

　　6月2日下午4点多，张海超离开陈沟村。他的相机里拍下了几十份材料。陈沟村的20多名矽肺病患者，把希望寄托在曾以开胸验肺而维权成功的他身上。

　　张海超却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承担这种期望。就在两年前，他也和他们一样处于死亡边缘，求告无门。不是靠着身体维权趟开一条路，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呢？

　　对陈沟村37岁的村民孙召会来说，张海超不但是病友，更是榜样和救星。张海超能来到陈沟村，是孙召会联系的结果。他是一个矽肺三期患者，要是像张海超一样开胸验肺，医生会发现他的大部分肺叶已经收缩板结，成了两块烂肉。他曾很为他壮实的身体而骄傲，这是一个农民最值钱的资本。现在，身体成了一个他拖不动的累赘。每走几十步路，他就要停下来大口喘气，以吸进更多的氧气，安抚胸腔里日甚一日的憋闷和疼痛。他越来越慢地走路，越来越快地走向死亡。

　　自从在电话中听到张海超的声音后，他有个感觉，“这是一个兄弟”。张海超也有同感。他们都太熟悉彼此，在郑州，在洛阳，在河南，在全国，无数煤矿里，太多这样靠身体讨生活的人。

　　两年前，张海超开胸验肺震惊全国，除了解决了自己的补偿问题，也惠及河南的职业病患者，让诊断程序变得简易，原单位的证明不再是必须。在此背景下，孙召会和伙伴们确诊了矽肺病。

　　但接下来，他和20名矽肺工友就远没有张海超幸运了。

　　矽肺村庄

　　陈沟村21名矽肺患者维权代表有3人：孙召会，矽肺三期；56岁的刘长现，矽肺二期；51岁的孙石滚，矽肺三期。刘是孙召会所在煤矿掘进队的队长，孙石滚则因为口才较好，而被推举为大家奔走。

　　目前，陈沟村一年多时间内共确诊26名矽肺矿工。除了刘长现的掘进队，还有5名在其他煤矿打工的村民。其中，38岁的孙遂章已在4个月前死去，他临死前无法呼吸，脖子被憋得老粗。这是该村明确死于矽肺的第一人。

　　刘长现掘进队的21名矽肺患者中，三期(最重度)13人，二期5人，一期3人；50岁以上的4人，40岁以下的6人，其余都是40岁至50岁之间。其中，有叔侄，有亲兄弟，有堂兄弟。

　　陈沟村共有200来户人，二三十年来，超过九成的家庭都有壮劳力在附近下过煤窑。不断确诊的矽肺病例，让这个村子陷入到恐慌中。矽肺矿工渐渐成为不同于其他村民的另一类人，每一个人的名字似乎都在隐去，代之以“那些得肺病的”。

　　“早就不串门了。”刘长现说，“我们这有一天没一天的，跑到人家屋里，人家嘴里不说，心里能不恶心你？”

　　他下了十几年窑，“矿工就是埋了没死的”。20年来，陈沟村有9人死于煤矿事故。然而，刘长现现在有点羡慕这些人。他们死就死了，还能给家里挣一大笔钱。“我得这矽肺，白花了好几万元，现在连出口气都越来越难，你说这活着还有啥意思？”

　　对矽肺病人来说，每一秒中都会受到气短、胸闷、疼痛、困乏和窒息感的折磨。时间一久，人体好像开始适应这些感觉，它们更多地是作为习惯，而非症状在人体里发作。等到了冬天和阴雨天，病人的心肺就会像被冷空气打了结，使劲往外扯。病人这时只能裹着被子躺床上，微弱地哼哼。对他们来说，严重缺氧让大声呻吟也成了奢望。

　　很多个夜里，孙召会都会被憋醒。他大口地喘气，半睡半醒间，想起过去就掉眼泪，有时还会哭出声。他仍属年轻的躯体曾经很强壮，干活又快又好且不说，从小到大，他几乎连感冒药都没吃过，“扛一天，最多两天就好。”为此，他多次在人前夸耀。

　　现在的他，拎一个装满水的暖水瓶就走不动路。和其他病人一样，他下不了地，也没了夫妻生活。12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放学回家，就会待在他的身边。他不敢提自己的病，也不敢提未来。想给孩子们叮嘱些什么，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只好叹息。

　　患矽肺的村民们在确诊后，普遍发现家庭和睦了很多。但往往如此，让他们觉得自尊正像他们吸入的氧气一样，越来越少。

　　从2010年5月17日到8月17日，陈沟村矿工刘会彬、孙武勋、孙召会和孙石滚先后被确诊为矽肺。该村最早确诊的这4个人一开始选择了保密。“怕丢人。”孙石滚说，“得了矽肺就是废人了。”家有适龄儿女的病人则担心，自己的病传出去，会影响儿女相亲。

　　直到今年春天，确诊矽肺的村民超过20人之后，沉默才被彻底打破。张海超成功索赔61.5万元的故事在村里流传，他成为大家的榜样。

　　刘长现掘进队的21名患者开始凑钱维权。第一次，每家出200元。

    危险的粉尘

　　颍阳镇位于登封市最西边，与洛阳市伊川县半坡乡接壤，距张海超的老家、新密市刘寨镇有90公里，而陈沟村离颍阳镇还有10公里。这10公里的路大部分崎岖难行，从镇上雇面包车到陈沟村，单趟就需要25元，这让路费成为村里矿工维权的一大开支。

　　作为自然村的陈沟有上千口人，900多亩地，完全靠天收。今年大旱，村里的小麦因无法灌溉，邻近收割，还不到膝盖高。

　　“光种地，连饭都吃不饱。”刘长现说，这导致陈沟村民下煤窑的比例远超其他村子，几乎家家都有下过煤窑的人。而即使在贫困的农村，下煤窑也是农民维持生计的最后一步，有别的营生，没人做这个。

　　伊川县的煤矿开采潮始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中央提出“有水快流”的政策，在河南中部矿区，乡村两级的股份制小煤矿大量成立。在伊川县，最鼎盛时期有超过60家小煤窑。从当时起，陈沟村就有人在外边下煤窑。不过人数很少，绝大部分村民还是守着家里的几亩地。

　　转折出现在1994年前后，连续几年，当地主要经济作物烟叶的收购量和价格都狂跌。1995年，40岁的农民刘长现栽了二三亩地的烟叶，只收了300多元，连肥料钱都顾不住。

　　一怒之下，刘长现拔光了地里的烟叶，翻山来到了8公里外的伊川县半坡乡幸福煤矿。起初，他做的是采煤工，每天有20元左右的收入，“比种地强多了”。一两年后，他进了掘进队，成为了队长。

　　当时，幸福煤矿有两个掘进队。2001年，另一个队散了，刘长现接受了其部分队员，又从村里招人补充。整个陈沟村跟着刘长现下过窑的，有50多人。21名矽肺患者中，大部分都是在2001年那次招进。

　　孙召会就是其中之一。当年他27岁，结婚已经3年，还住着一套破烂的土坯房。他除了力气别无所有，就计划靠卖力气，尽快盖一座平房出来。

　　提起刚下窑的经历，孙召会皱起了眉。每组掘进工有6人，他们的工作面有两米多高，两米宽，每个工8小时，要打一二十个炮眼，完成不了就扣工资。作业的巷道内，两三个人抬着二三十斤的风钻作业，噪音大，粉尘更大，“面对面看不见人脸。”粉尘扑鼻而来，一直钻进肺里，味道很苦，“像中药”，呛得人剧烈地咳嗽。下班洗澡时，人们又咳出一团又一团的黑疙瘩。在矿上干一天，接下来一个星期，他们的鼻涕都会是黑的。

　　“时间一长就好了。”孙召会说，人的肺部习惯了巷道内的粉尘后，就闻不到那种苦味，也不再咳天咳地。只有在收工洗澡时，人们蹲在地上使劲咳，会吐出一团团黑疙瘩。“都以为这就没事儿了，谁知道啥二氧化硅。”

　　矽肺，正是由游离二氧化硅粉尘进入肺部后，引起弥漫结节性纤维化。日复一日，肺叶就像吸尘太多的海绵，收缩日益减弱，病人呼吸就越来越困难，直至死亡。最早在1899年，X光被发现4年后，法国就开始用X光为煤矿工人检查肺部。

　　河南省职防院副院长余善法20多年前曾多次下井进行卫生监督。“国有大矿早就解决了粉尘问题。”余善法说，一是规定接尘工作轮换制，不会让一个工人长期接触粉尘；二来湿水除尘作业，将作业面粉尘控制到最低。

　　具体到煤矿掘进，早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就大规模开始了湿钻作业，即在打眼的风钻机上设计了水针，凿岩同时，水不断流入钻头与岩石的接触面，第一时间扑灭粉尘。资料显示，使用湿式凿岩，可使粉尘从1000毫克/立方米以上降低到10毫克/立方米左右。

　　但在刘长现的掘进队，风钻机水针的接口一直有，却从来没接上水管，成为摆设。放炮后，也没有除尘喷淋设备，只有靠人撑起几块布，将粉尘沿巷道导流。

　　在张海超事件前，这些民工从来没有听说过“矽肺”和“二氧化硅”等词汇。当他们的肺叶习惯了粉尘之后，呼吸就顺畅多了。从2004年开始，幸福煤矿每个月会给掘进工发一个简易的口罩。可是，很多民工认为戴上口罩太憋气，就不戴，也没人管。

　　在刘长现当矿工的十多年里，幸福煤矿迎来了劳动、卫生、煤炭和安监部门的无数次检查。“没一个部门问过这事儿，他们最多下井转转，有的还不下井就走了。”刘说，要是当年他们能看到矽肺病的宣传，哪怕只有一页纸，也不会落到今天这地步。

　　21个患者，没有一个能读书到初中毕业，用刘长现的话说，“都是半文盲加法盲”。身为掘进队队长，刘长现每个月可以比普工多休息一天，还可以多拿十分之一的工分。

　　在井下，他不用每分钟都待在钻孔旁，所以他干掘进时间最长，病情却不是最重。

　　不过，矽肺二期转三期，也许就在一夜之间。

    矽肺发作

　　按照刘长现的说法，2007年春节前，煤矿进行技改，请来了外地技术工，就让本地矿工回家待命。12年来，他和工友没签过任何劳动合同，工资也是不定时地按天数结算，也没有工资条。

　　2007年，当地矿工的日工资涨到了七八十元，多的时候达上百元。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再愿意下井了，又脏又危险。

　　4年来，刘长现和孙召会等人再也没下过那个矿井。2006年，幸福煤矿被兼并进了永昌煤业公司。2009年，在河南整合30万吨以下煤矿的风潮中，该矿又被并入义煤集团下属的伟昌煤业公司。事实上，从本世纪初，幸福煤矿这样年产数万吨的小煤窑，就一直是各级煤炭安监部门的整顿对象，一直处于技改状态。至2005年，河南省明文要求整顿小煤窑，并将关闭年产15万吨以下的煤窑。

　　但在刘长现所在的矿井，至少到2007年年初，仍在照常采煤。“开煤矿的，谁上边没几个人？”刘长现说，当官的和老板最担心的就是发生矿难，矿工的身体健康没人关心。

　　但事实上，法律法规对此早有规定。据河南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处调研员宋天才称，对煤矿粉尘的防护，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多头管理，煤炭、卫生、劳动等部门都可以管，职能交叉严重。至2002年《职业病防治法》实施后，明确监管机关为卫生部门。但2003年，中编办发文，又将现场劳动监察划归安监部门。

　　这引起了卫生部门的质疑：对职业病防护，卫生部门显然更有资格和经验。后来，卫生部和安监总局等对此问题多次调研，基层卫生部门也反馈过多次意见，至今未有回音。

　　无论上面有何政策，但在幸福煤矿，有的只是对策。矿工们被令配合造假。上边只检查早班的煤矿，老板就给早班的几个人办了“伊川县煤矿职工上岗证”；小煤矿每次下井人数有限制，花名册上就不写超员的名字；每次检查组来了，矿工们躲的躲，干的干，还被叮嘱一定警惕媒体记者。

　　一共21名矿工，只有五六个人有上岗证。按照现行法律，上岗证可成为确定与矿方劳动关系的证据，这让有上岗证的矿工成为其他人羡慕的对象。矿工们发现，他们配合老板造假的同时，也正把自己陷入日后维权无门的境地。

　　离开后，刘长现经常想起煤矿，井下那吹不散的粉尘和听不完的噪音。很多个梦里，他都是在矿井下度过。孙召会也是，“忘不了呀”。

　　这支吃苦能干的掘进队很受老板的青睐。2011年5月23日下午，刘长现扳起指头，盘算着曾从矿上获得的奖品：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太空被、暖瓶、茶缸……不时有人试图纠正他的回忆，双方很快就争吵起来。

　　当年领奖时，刘长现想不到，这些奖品，会在十几年后还有更重要的用途：告状。

　　潜伏在矿工们肺叶组织中的病变和糜烂，很快在他们离井后发作。资料显示，矽肺病潜伏期一般为5-8年，最长可达20年。显然，陈沟村的矿工们没等那么久。

　　从2008年起，孙召会、孙武勋、刘会彬、孙石滚等人发现，咳嗽和胸闷越来越严重了。去村医诊所和卫生院吃药输液已无法控制。他们陆续走上了求医之路。

　　几乎每个人一开始都遭遇到了误诊，他们被怀疑为感冒、肺结核、肺气肿、肺炎，甚至肺癌。即使同一家医院，也有不同的诊断结果。2008年11月11日，孙召会在登封市中医院被诊断为“尘肺合并结核”，2008年12月1日，为“煤肺”；2009年4月22日，则为“两肺部炎症，考虑结核可能性大”。

　　从2008年起，孙召会便开始吃一种叫“矽肺宁”的药，却没人告诉他已患上了“矽肺”。每次发作严重时，他就依赖抗生素过关，输液用头孢，吃罗红霉素等，只见症状缓解，却不知道究竟患了什么病。

　　直到2009年夏天，孙召会在电视上看到张海超的新闻，就找到了同样越来越喘的刘长现。

　　“咱们是不是跟张海超一样？”

    托张海超的福

　　在孙召会和工友求医煎熬的同时，100公里外，青年民工张海超正愤愤不平。他被当成肺结核病人治了一年多后，尽管又被多家医院临床诊断为尘肺，但因为所在企业不提供证明材料，他无法在法定的职业病防治机构得以确诊，也就无法维权。

　　“尘肺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病名。”河南省职业病防治院院长王金河说，中国职业病共有10大类115种，这些病除了临床诊断的用途外，更承担着鉴定工伤等功能，“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不是每一家医疗机构都有鉴定职业病的资质。

　　孙召会等人称，在被河南省职防院确诊为矽肺之前，他们也曾在该院看过病，开的就是“矽肺宁”，却没有诊断其为“矽肺”。王金河对此回应说，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要结合病人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评价及临床表现机辅助检查结果等，“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

　　在卫生部现行《职业病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中，对粉尘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共有6页A4纸的篇幅。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用人单位不但有义务在用工前后对工人进行职业病体检，还要为职工出具职业病诊断所需资料，如不提供或不实提供，职业病机构可根据病人自述资料，和相关人员的证明材料进行诊断和鉴定。

　　然而，无论是技术规范还是法律，在现实中并非都得到实施。当工人犯病后，用人单位往往拒不开具职业病诊断的证明，张海超就因此被逼开胸。

　　张之后，河南省放宽了政策，只要有3名以上工友证实，就可以参加职业病诊断。陈沟村矽肺矿工走的就是这样的途径，但在他们的诊断书上，“幸福煤矿”被写成了“某煤矿”，并附言称，“本诊断书不作为劳动关系证明”。

　　在王金河看来，孙召会等人辗转多个基层医院，一直无法确诊为矽肺，并非这些医院水平差，而是都没有职业病鉴定资格。如果这些医院的医生不提醒，又没有别人进行法律指导，这些病人很难想到去职防机构就诊。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不具资质的医疗机构遇到疑似病人后，要上报到相关部门。可是在实践中，此条规定形同虚设。

　　“我们都托了他的福。”孙召会说，如果张没有开胸验肺，他们有可能一辈子都拿不到职业病诊断书。

　　可是，拿到诊断书，就可以维权了吗？

　　王金河表示不容乐观。他认为，陈沟村村民的遭遇，证实职业病鉴定即使绕开了原单位的证明材料，对维权进程帮助也不大。

　　困局的出现来自一系列劳动和卫生法规的失守。“工作单位不给工人做上下岗体检，在劳动中不注意防护，应该由基层各部门通过执法来纠正。”王金河说，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力，职业病追偿出现扯皮，不能将问题都归总到职防部门消化。如果职业病鉴定时工作单位资料齐备，职业病诊断会更准确，其归因也会更明确，“这事实上更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权利”。

　　基层欠账太多，成为职防部门的烫手山芋。据王金河透露，各级职防机构近年来一直呼吁将临床诊断与职业病鉴定分开。在最近几年的《职业病防治法》修改中，最初的草案通过了这条。但之后又被删除。“据卫生部有关领导说，坚持以往规定还是为了明确职业病的归因。”

　　而这些内情，似乎并不为外界周知。

　　河南省卫生厅一名官员说，张海超事件发生后，国人群情激愤，卫生系统即使有人想说话，也迫于舆论和行政压力而保持沉默，错过了一次对中国职防制度的反思机会。

　　事实上，当孙召会等人领到印着“某煤矿”字样的职业病诊断书后，离张海超式的成功维权还差得太远。

　　你不知道要签合同？

　　2010年8月的一天，孙召会、刘会彬、孙武勋和孙石滚拿着诊断书，来到伊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人保局)，想讨个说法。

　　辗转几个部门后，他们来到了信访仲裁股，该股同时是该县的劳动仲裁委员会，股长李现任仲裁委的首席仲裁员。

　　李现自称已经忘记了这场会面。孙召会则记忆犹新。“他说了一个多小时，意思就是我们离开煤矿已经3年多了，过了仲裁期限，我们问他那我们咋办，他也没说个啥出来。”

　　4个人觉得李现说得不对，可是哪里不对却无法反驳，只好回到老家继续治病。直到今年4月20日，第21个矽肺矿工被确诊后，孙召会、孙武勋等矿工又来到伊川县人保局。

　　这次，李现建议他们去该县法律援助中心。在该中心一名律师免费指点下，孙召会写下了一份格式化的申请书，申请事项为：确认与幸福煤矿劳动关系成立。理由是：他在煤矿工作数年，2007年该矿停产技改，他离矿回家待岗，其间确诊矽肺。

　　4月21日，伊川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称提出申请的矿工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已超过劳动仲裁一年失效之规定，根据《劳动争议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不予受理。

　　5月初，孙召会拨通了河南某媒体的热线电话。报道见报后的第二天，伊川县为此成立了工作组，商讨如何处理此事。郑州市和登封市的领导也赶到陈沟村，给每个矽肺矿工送了两箱牛奶。在村支书的牵线下，矿工们找到登封市安监局监督科的一名负责人，问了一些法律问题。

　　5月17日，矿工们重新提交了申请，这次获得了受理，定于6月21日开庭。

　　他们怀疑李现一开始是在推诿此事。根据《劳动争议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为一年，应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我去年夏天才确诊的矽肺，知道自己权利受到损害，他怎么跟我从4年前算起呢？”孙召会说，而且，当初暂离煤矿只是待岗，老板并没有辞退他们。

　　李现的解释则是，这群民工是法盲。“他们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不是就矽肺索赔，不能套矽肺确诊的时间。他们现在一份劳动合同都拿不出来，劳动法颁布多年，他们不知道工作要签合同吗？”

　　但人保局正是监管劳动法规实施的单位，为何该县小煤矿普遍不跟工人签合同呢？对此，李现称该业务不由自己负责，而且如果劳动者不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基层监管很困难。

　　他说，第一次不受理矿工们的申请，是因为他们在申请书中都称2007年就离开了煤矿。“实际上，他们应该强调劳动关系仍处于存续状态，并解释为何没有劳动合同。但我是仲裁机关，不能丧失中立。”

　　李现证实，第二次工人申请时，他曾就申请书的写作提供了指导意见。私下里，他还是感觉，“这个案立得有些勉强。”他没有解释这是否与舆论和领导的压力有关。

　　在伊川县煤炭局、安监局和卫生监督中心，3个部门的负责人都称不知道陈沟村矽肺病一事，也都认为该事不归自己管。煤炭局说归安监局，安监局说归煤炭局，煤炭局则称因去年“3·31”矿难，该局“管业务的”十几个人进了监狱，“剩下的人都说不清楚，怕说错了”。该起矿难死亡44人，震惊全国。事后，纪检部门发现该事故牵扯多起官商勾结和官员玩忽职守的案件。

　　5月23日，李现驱车赶往30多公里外的伊川县半坡乡伟昌煤业公司，去送安监通知书。“送达回证”上称，该矿安全副矿长李南光拒绝签收，理由是这是永昌煤业公司的事情，与其无关。

　　李现质问李南光，“你们义煤接受了设备，接收了资源，光接收这些好东西，坏东西就不接收了？”

　　李南光还是坚持不归他管。5月26日下午，他对南都记者表示，矿工们的矽肺，都是以前的事情。现在的煤矿方该不该管，以后由法律说了算。“我相信能得到圆满解决。”

　　两年来，矽肺矿工们一直没有正面与矿方交涉过。“怕挨打。”孙召会说。

    索赔之艰辛

　　伴随着气温的升高，陈沟村的矿工们维权的体力渐渐恢复。他们之间走动也多了，整个村子似乎恢复了不少生机。

　　提起维权，人们忧心重重。这源于伊川县副县长付晓毅对媒体的表态。付称，矽肺病起因很多，陈沟村旁边都是采煤场和砂石厂，居住生活环境也可能造成尘肺；2007年之后，这些矽肺矿工们也可能到别的矿上干过，所以他们指认幸福煤矿，难以确定责任；况且，他们当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煤矿又几经转手，档案资料也查找不到，难以确定劳动关系。

　　付晓毅向南都记者证实，上述意见是该县领导班子的共识，他只是传达给媒体而已，其实他并不分管这一块工作。

　　付的表态让矿工们非常愤怒。刘长现说，幸亏人保局受理了他们的申请，否则，他们一定会去上访。

　　然而，即使人保局在开庭后确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如果矿方拒绝认可的话，法律程序还非常漫长：对方提起民事诉讼———矿工胜诉———对方上诉———终审———人保局鉴定工伤———对方提起行政诉讼———人保局胜诉———对方上诉———终审———矿工提起索赔。

　　李现估算，这么多程序短则两三年，多则5年都不一定能走完。不过，“没办法，只能按法律程序走。”

　　李现的一名上司认为，陈沟村的矽肺案很不容乐观。在小煤矿密布的伊川，最近4年里人保局只认定了一起矽肺病人工伤的案件。但他不透露每年有多少矽肺患者前来人保局维权。

　　开胸验肺出名后，张海超曾介入多起尘肺病人维权案，负多胜少。更让他痛心的是，一部分患者还没走完法律程序就离开了人世。“尘肺病潜伏期长，一旦发病就不可逆转，国家将它与流血骨折这样的工伤放在一起，很不科学。”

　　“我没有见到一起矿老板痛痛快快赔偿的。”张海超说，他们最喜欢拖，一是可以降低赔偿金，二来矽肺患者很容易拖死，“人一死，就省事了”。

　　因此，他建议矿工们最好可以和幸福煤矿最新的东家义煤集团调解，大家都让点步，尽快让患者能进行洗肺等治疗。但这是否可以如愿，“主动权完全在矿方，不公平是不公平，但这就是现实。”

　　在邻近郑州的巩义、登封、新密三市的山区，煤矿石矿无数，类似陈沟村这样的矽肺群体，数以十计甚至上百。“都是因为穷，才走上这条路。”张海超说，“可是现在还没脱贫，就要面临死亡。”

　　诉讼周期长，调解看运气。除此之外，矽肺矿工们几乎毫无救济渠道。河南省职防院院长王金河说，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的治疗费用由企业的工伤保险支付，但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的尘肺病患者连劳动合同都没签，更别说工伤保险了。

　　“政府面临着两难。”王金河说，如果将职业病治疗费用纳入全民医保，这些病人的基本治疗就可以保证了，但对参加医保的其他人不公平，也放过了那些漠视工人健康权益的用人单位，变相鼓励了非法用工。如果国家不援助的话，大部分尘肺病人能等到的是死亡，而不是补偿。

　　王金河的职防医院有100多名职工，国家每年只拨款20多万元，剩下的都要靠自筹。因为职防利润率太低，很多有资质的医院都不进行职业病鉴定，而一股脑地推给专门的职防机构。

　　陈沟村矽肺矿工们吃的“矽肺宁”7元一瓶，就购自河南省职防院，外边药店买不到。“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垄断了这个药，实际上是它没利润，社会上的药店根本就不进。”

　　6月2日，张海超在陈沟村看到，20多名矽肺病病友中，有好几个已近死亡。他们吃着“矽肺宁”，水米难进，生存对他们来说既是奢望，也是折磨。

　　病情最严重的孙武勋已经连走出大门的气力都没有了。气温虽然逐日升高，但他还是天天要输抗生素来缓解肺部的感染。他照过的X光图摞成一厚叠，扔在一间灰暗的房间里。迎着阳光可以看到，他的大部分肺叶就像蚕叶一样被吞噬，剩下大块大块的空白。

　　每晚，他只能半坐在床上，一旦躺下，就喘不过气。父亲在他的卧室里加了一张床陪他。一夜之间，孙武勋总会被憋醒几十次。36岁的他，已经无法蹲便，只好在家里的旱厕放上一张中间挖空的凳子。

　　和大多数工友一样，他下煤矿的钱用来盖了一院房子。现在，病情越来越重，他已经欠下了5万多元的外债。

　　刘长现和孙召会不敢去看孙武勋的脸，尤其是那双眼。“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孙召会说，“医生说他最多还能活一年多。”

　　一年多，够孙武勋活到索赔的那一天吗？孙召会不知道，因为他连自己能否活到哪一天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