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满江淮的创立者之一周翔 绿满江淮是一个中国环境NGO，由于与其相关的纪录片《仇岗卫士》获得2009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而声名鹊起。这部片子记录了安徽省仇岗村的村民们为了关闭当地一家造成严重污染的化工厂而进行的斗争。绿满江淮的创立者之一周翔接受了北加州亚洲协会的汉娜?林肯和妮哈?萨库加的采访。 亚洲协会（以下简称“亚”）：你是怎样成为一个环保活动者的？作为一个中国的环保活动积极人士，能介绍一下你的经历，以及如何建立“绿满江淮”这个组织的吗？ 周翔（以下简称周）：2003年，一群安徽人聚在一起成立了“绿满江淮”这个组织。与此同时，2004年我开始在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WCS)上海办公室工作。作为一名中国代表，我负责扬子鳄项目的工作。这个项目的内容就是把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的扬子鳄和中国动物园的扬子鳄都放在上海的崇明岛上，在那里对它们进行野化训练。 从2004年到2008年，我为WCS工作了四年，然后回到安徽。我现在是绿满江淮的全职工作人员，我想这就是美国所说的环境活动者吧。 亚：绿满江淮的资金来自哪里？ 周：我们的启动资金是美国的“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捐赠的，只有200美元。如今我们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为基金会、企业和地方政府撰写企划。按照国内外的比例来说，目前我们55%的资金来自中国国内的基金会，45%来自海外。 亚：你说的这些中国基金会和政府有什么联系吗？ 周：没有，这些NGO和政府没有任何联系，它们都是中国没有任何政府背景的个人建立的。 亚：其它省份有和你们类似的NGO吗？你们和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合作？ 周：目前还没有类似绿满江淮的组织，中国的NGO还非常少。 亚：绿满江淮的主要活动有哪些呢？ 周：我们有三个办事处。一个在靠近淮河的蚌埠。一个在省会合肥，靠近巢湖，这个办事处也是我们的总部。还有一个在芜湖。合肥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教育、培训、举办研讨会并制定政策。蚌埠办事处则更多地从事环境活动，主要是围绕人权和环保的。芜湖办事处主要负责废物排放事务。现在我们正在黄山筹建第四个办事处，我们要监控那里的一条河流，就是流向杭州的新安江。 亚：这些河湖的污染情况怎么样呢？ 周：巢湖和长江过去不断出现问题，但近来政府大力投入进行治理，可以说现在已经没有大碍了。巢湖是中国的第五大湖，政府对它的治理投入最大，大概投入了1亿美元。现在污染最严重的就要数淮河了。 亚：从纪录片《仇岗卫士》里可以看到你们在淮河取得的成功，但淮河的境况还是不好吗？ 周：淮河是很长的，流经四个省，而我们的工作人员只负责其中的一段。以后我们可能会制定出一个照顾到淮河其它河段的计划，但目前还只能专注于安徽境内。此外，我们还将扩大对整个淮河流域人们的影响，争取更好的成效。 亚：新安江的情况怎么样？ 周：新安江本来应该是全中国水质最好的江河之一，但现在下游全都被污染了。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必须保护上游水源，否则下游的水就没法喝了。黄山是美不胜收的胜境，同时也是新安江主要的水源地，对它的保护非常重要。 亚：关于黄山办事处，你们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周：六月份，在阿里巴巴公司（中国的eBay）的资助下我们对黄山进行了一次调查。他们还出资帮我们建立黄山办事处。新安江是一条美丽的河，黄山是一座美丽的山，而我们只是一个很小的组织，所以阿里巴巴资助我们来保护它们。 亚：一般的中国老百姓听说过你们的电影吗？ 周：当然，很多人都知道，特别是那些对环境有兴趣的人，政府官员们也知道。（笑） 亚：当初《仇岗卫士》开拍的时候，村民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有没有产生过什么疑心？ 周：我们开始拍摄的时候，村民们以为影片的导演杨紫烨和她的同伴是记者，他们希望当地的情况能够得到曝光并引起政府的关注，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非常支持。 后来他们意识到我们是在拍电影，但仍然很高兴，因为最终这成了一个政府真心实意想要解决的问题。不过政府各部门对电影的态度大相径庭，有些非常不满，但环保部却非常欣赏，因为村民们的胜利也是他们的胜利。 村民们希望有人能关注他们，他们并不怕媒体。 亚：村民们看这部电影了吗？ 周：看了，他们觉得很有趣。看的时候，他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因为在拍摄的过程中一些村民去世了，包括一些我们采访的人也去世了，片子的最后我们都提到了。 亚：在《仇岗卫士》里，村子的领袖张功利到北京上访，片子记录了好几位上访的村民激动地探讨环境问题，特别是法律和当局的作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张功利在北京都做了些什么？ 周：张功利到北京是上访的，但也是去参加一个会议。他之前就已经到蚌埠市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然后又去北京上访。我们告诉他有一个会，并帮助他到北京参加。目的是让他学会如何保护自己以及自身的环境权利和利益。 这个会议是一个NGO会议，参加者包括环境活动者和张功利这样受到污染危害的村民领袖。 亚：你认为仇岗的案例是常态还是例外？那些上访的人通常都会赢吗？ 周：有的赢了，有的输了，但应该说赢的要比输的少。 很多人赢不了是因为他们没有方法或者基础。尽管《仇岗卫士》只有三十九分钟，但你可以看到我们我们使用了很多种不同的手法。比如，我们利用了媒体，让村里小学的孩子们写关于家乡环境状况的作文然后寄给报纸。 亚：这个活动是你们精心策划的对吗？ 周：（笑）没错，这是我们计划中的活动之一。 这是一个开始于2006年的长期工程，我们在仇岗的污染问题上花了整整四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其次，他们有像张功利这样非常出色的社区领袖。我们还得到了海外支持。因此我认为仇岗的胜利并不是必然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中国的环境活动如果想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获得媒体、NGO和社区领袖的支持。 亚：九采罗化工厂现在怎么样了，还在污染吗？ 周：九采罗工厂关闭后，搬迁到一个化工产业区，那里有很多化工厂，没有居民，还有水处理设施，污水得到了治理。如果他们又开始污染的话，我们还会回去，接着斗争。 亚：你们会起诉他们吗？ 周：在中国，我们并不轻易起诉。我们会动用媒体，会写一份报告交给政府，不到万不得已我们是不会请律师的。 亚：你们处理过其它和仇岗类似的案例吗？ 周：还有王岗（音）和肖岗（音）村。这是两个我们正在处理的案子，这两个村的污染也非常严重。但他们不需要去上访，我们会利用媒体，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亚：你们的活动是不是与法律制度密切相关？现有的法律制度对你的活动适用吗？ 周：是的，关系非常紧密。在仇岗的案子里，为什么最后化工厂不得不搬走呢？就是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任何一家化工企业和居民点必须保持一公里以上的距离，但九采罗工厂离村子只有２０米，所以它必须关门。 法律制度很宽泛，我们可能需要几个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具体的环保法律。因此国家正在进行起草工作，此后它们会变得适用和可行。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中国的标准不能定得像欧洲那么高。 亚：为什么呢？ 周：因为只有标准较低的时候企业才会愿意在这个地区设厂。比如，我曾经到奥克兰（加州）的亚太环境网络(APEN)访问，他们告诉我当地有一家化工厂关闭并迁到了上海，原因就是那里的法律标准更低。 亚：你认为你们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发展趋势？中国有多少环境ＮＧＯ，都设在哪里？ 周：过去几年中，中国的环境ＮＧＯ开始增加了。但其中大部分做的都是教育和培训工作，他们不会做像我们在仇岗作的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太敏感了。其它的问题还在于这些团体都太年轻了，顶多成立了四年，或者还不到，许多工作人员也很年轻，所以他们做的都是教育培训。 我们在仇岗的行动在所有ＮＧＯ中绝非典型，甚至对我们自身来说也不是典型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工作也是教育和培训。 中国的ＮＧＯ数量将继续增长，因为最近中国已经开放注册了。过去，注册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必须经过多部门的审批，但现在我们只要向一个机构申请注册就可以了。这就好比在美国你想要成为一个501(c)机构，只要注册就可以获得税收优惠。现在中国也实行了同样的做法，所以说法规已经有所松动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环境）NGO大部分都需要时间来成长。我们需要经验，资金非常有限，一些组织非常非常的小，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 亚：对你所在的ＮＧＯ或者对所有ＮＧＯ来说，存在哪些政治障碍呢？ 周：我们的ＮＧＯ跳出了这个漩涡，因为我们不涉及敏感问题。我们没有卷入任何政治问题，只单纯地专注于环保。 当然，环境和政治不可避免地有所重叠，但我们既不右倾也不左倾，而是保持中立，大多数中国的ＮＧＯ也都走中间路线。 亚：中国政府“十二五”规划中把环境保护作为当务之急，他们是不是对环保主义持一种非常支持的态度呢？ 周：很难说他们是非常支持的。如果一件事影响很大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支持；但如果根本没人知道的话，他们也不会关注的。 亚：你是如何鉴别社区领袖，又用哪些方法来培训他们呢？ 周：首先我们会在村镇里传播环境保护的信息，努力对人们进行教育并开展一些活动。然后就会有一些人站出来表示愿意帮忙。这些人一般都是教师或者校长，或者是年老的村民，他们都愿意帮忙。 一种培训方法就是发放解说环境法的小册子。上面列举了在他们的环境权利和利益遭到威胁时可以援引的条款和法规。小册子的封底上会印上我们和环保局的电话，如果他们遇到污染危害就可以拨打。 亚：在你们对这些人进行培训之后，他们会……？ 周：会给人们带来力量。他们会给环保局打电话，说化工厂在污染环境，并请他们来勘查。 亚：很多村民还无法接触互联网，那么社会媒体在你们的活动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周：我们并不太采用这些方式。很多人高中，甚至初中都没毕业，他们可能连短信都不会发。我们仍然采用传统的方式，比如报纸和海报等。通过这些方式当地人就可以理解了。 亚：你能多介绍一点在城市的活动吗？ 周：我们鼓励所有人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合肥市政府今年引进新的电动公交车，我们在自己的杂志上鼓励大家乘坐。我们还发给公交车司机带有绿色标识的衬衣。 此外，我们还在网站上设置了一个碳计算器。比如，如果你开车的话，每年大约会产生１００吨的二氧化碳，而如果坐公交车的话则连２０吨都不到。我们培训企业，让它们学会计算自己的碳产生量以及如何减少。 亚：２０世纪，很多中国学者都提到了中国“一盘散沙”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人很难团结起来共同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你认为现在还是这种状况吗？ 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一些改观。但中国的人实在太多了，根本性的变化还没有发生，一切还处在初级阶段。 但如今很多年轻人都受过很高的教育，他们上过大学，甚至有硕士学位。这些人更愿意探讨一些特定的问题，因此现在已经出现了社会意识提高的趋势。再加上社会媒体的作用，人们会更加团结。 亚：你认为公众参与度更好的人们必须要受到更高的教育吗？还是说他们要有更多的信息渠道，比如互联网和短信之类？仇岗的人们受的教育并不高，但他们的公众参与却非常好。 周：嗯，是的。我并不认为公众参与和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比如，为什么仇岗人会有这种精神呢？首先是因为蚌埠人敢于出头，敢于斗争。所以那里的人、那里的精神更愿意为人权而斗争。但其它地方的人未必会这样。 而且，并不是说只要你有了好的教育背景，能接触到互联网，你就一定具有公众参与思想。这个联系也没有这么直接。但这两个因素是非常必要的。 亚：我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学过环保知识。中国的小学教育里关于环保方面的内容怎么样呢？ 周：中国有这样的教育，但还不很广泛。为什么呢？因为尽管所有地方的教育部门都认识到了环境教育的必要性，但仍然很抽象。 亚：你觉得自己是个英雄吗？ 周：我并不是一个英雄，我甚至都没有在电影里出现。（笑） 亚：就像北岛的诗里所说的，“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周：是的，就是这样。 本文为汉娜·林肯和妮哈·萨库加为北加州亚洲协会对“绿满江淮”总干事周翔所做的采访。中外对话经授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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